地論學(xué)派的判教思想與南朝佛教

　　內(nèi)容提要：南方“五時教判”傳入北方后，地論學(xué)派中亦出現(xiàn)類似的判教。其中以智誕、道憑以及俄藏Φ180敦煌文獻為中心，體現(xiàn)了這一趨勢與變化。智誕綜合北方的華嚴學(xué)與南方的涅？學(xué)，完成新的“頓漸五時”教判；道憑吸收了菩提流支“一音教”與南朝“五時判教”的特點，結(jié)合“言音”與“時”、“機”來判別教法，依“一音教”批判頓漸教判；俄Φ180的作者則形成了人天教、有相教、無相教、一乘教、常住教的“五時教判”。

　　關(guān)鍵詞：地論學(xué)派判教五時南朝佛教

　　作者簡介：釋圣凱，哲學(xué)博士，清華大學(xué)哲學(xué)系博士后。

　　地論學(xué)派以弘揚《十地經(jīng)論》為中心，兼習(xí)《華嚴經(jīng)》、《涅槃經(jīng)》等。以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所譯經(jīng)論為主，經(jīng)過慧光、道寵等人的弘揚，成為當(dāng)時北方佛學(xué)的主流。地論學(xué)派的判教理論，非常豐富而又繁雜，它反映了當(dāng)時北方佛教思想界的混亂，同時也重現(xiàn)了南北佛教交流的活躍。尤其是在“北周法難”時期，北方學(xué)僧紛紛南下，后來又回到北方，無疑促進了南北佛教的交流，南方佛教的思想亦隨之傳入北方。

　　六朝佛教的判教理論是以慧觀的“頓漸五時教判”為中心而逐漸展開的，于是涅槃學(xué)派、成實學(xué)派建立了自己的判教思想。當(dāng)時，地論師接觸到以“時機”為中心的教判，亦紛紛吸收進本學(xué)派，于是出現(xiàn)統(tǒng)攝與融合南北佛教的判教思想。

　　南方“五時教判”傳入北方后，地論學(xué)派中亦出現(xiàn)類似的判教，其中以智誕、道憑以及俄藏Φ180敦煌文獻為中心，體現(xiàn)了這一趨勢與變化。

一、智誕與頓漸五時

　　凈影慧遠在《大乘義章》的判教異說中，舉出劉虬的“二教五時七階”、“誕公”的“頓漸二教”、菩提流支的“一音”。其中，記載“誕公”的判教說，又誕公云：“佛教有二：一、頓；二、漸。頓教同前，但就漸中，不可彼五時為定，但知昔說悉是不了，雙林一唱是其了教。”〔1〕慧遠所述“誕公”的判教，是以《華嚴經(jīng)》為頓教，他反對把漸教分為五時。在漸教中，只有佛陀在入滅前、在雙林樹間開講的《涅槃經(jīng)》是了義教，而在此之前所說的一切經(jīng)典都是不了義教。智？亦有引述“誕公”的觀點，《法華經(jīng)》自然亦是了不義教�！�2〕

　　“誕公”究為何人？隋以后的中國、日本佛教界眾說紛紜。坂本幸男經(jīng)過嚴密的文獻考察，認為“誕公”即《大般涅？經(jīng)集解》中的“慧誕”�！�3〕《續(xù)高僧傳·慧誕傳》記載，慧誕從學(xué)于曇延，精研《涅？經(jīng)》及《攝大乘論》，住長安延興寺，開席講說。仁壽（601—604）年中奉敕于杭州天竺寺建塔，住靈隱山。后返延興寺，講授義學(xué)。貞觀（627—649）初年示寂，世壽七十余。〔4〕但是，《大般涅槃經(jīng)集解》是梁代的作品，故與《續(xù)高僧傳》中的“慧誕”年代不相符合�！�5〕

　　慧誕或許是《高僧傳》與《續(xù)高僧傳》中的“智誕”〔6〕，宋代從義（1042—1091）《法華經(jīng)三大部補注》說：“《妙玄》云：誕公，僧傳中有江西釋智誕，亦善經(jīng)論，其人是乎。”〔7〕智誕的傳記，在《高僧傳》中是附在慧�。�429—490）傳：“時江西有釋智誕，亦善于經(jīng)論，與隆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8〕依此可以確定，智誕與慧隆是同時代的高僧。

　　在北魏時代，皇室對南朝佛教十分崇拜，《高僧傳·僧宗傳》說：“魏主元宏，遙挹風(fēng)德，屢致書并請開講，齊太祖不許外出。”〔9〕僧宗（438—496）是著名的南齊僧人，曾經(jīng)講學(xué)《涅槃經(jīng)》達一百遍，北魏孝文帝遙聞其名，致書請其講說，南齊因而訂有禁止出境之令。孝文帝在遷都洛陽后，完成云岡石窟，努力推動佛教的發(fā)展，于是招請僧宗，輸入南齊佛教。但是，南齊佛教仍然傳到北魏，在《魏書1釋老志》中，孝文帝時代的義學(xué)僧出現(xiàn)“智誕”，或許即是南朝智誕移居北方，教導(dǎo)曇準（439-515），于是曇準才會南下，隨僧宗學(xué)習(xí)《涅槃經(jīng)》。《續(xù)高僧傳·曇準傳》說：

　　釋曇準，姓弘，魏郡湯陰人。住昌樂王寺，出家從智誕法師受業(yè)。鉆研之勤，眾皆弗及，處靜味道，無風(fēng)塵之志。善《涅？》、《法華》，聞諸伊洛。閑居游思，不交世務(wù)，承齊竟陵王廣延勝道，盛興講說，遂南度止湘宮寺。處處采聽，隨席談?wù)摗！?0〕

　　曇準善《涅槃經(jīng)》、《法華經(jīng)》，應(yīng)該是向智誕學(xué)習(xí)的。后來，受南齊竟陵王的邀請，南下住在湘宮寺�！渡�宗傳》中說：“北土法師曇準聞宗特善《涅槃》，乃南游觀聽。既南北情異，思不相參，準乃別更講說，多為北士所師。準后居湘宮寺，與同寺法身、法真并為當(dāng)時匠者。”〔11〕曇準來到南方，是為了能向僧宗學(xué)習(xí)《涅槃經(jīng)》，可知南北佛教界對《涅槃經(jīng)》的理解不同。當(dāng)然，曇準到南方學(xué)習(xí)，應(yīng)該是受到其師智誕的影響。

　　另外，如安廩（507—583），是慧光的弟子，曾入南朝，為陳文帝講《大集經(jīng)》。在出家前，“制《入神書》一首、《洞歷》三卷”，“性好老莊，早達經(jīng)史。又善太一之能，并解孫吳之術(shù)”�！�12〕

　　所以，南齊劉虬于永明三年（485）完成《無量義經(jīng)序》，提倡“五時教判”的思想。而最新的教判思想傳到北方后，移住北朝的智誕綜合北方的華嚴學(xué)與南方的涅？學(xué)及劉虬的教判思想，完成新的頓漸二教判。而且，這種頓漸五時教判思想，亦會影響到地論學(xué)派內(nèi)部，成為地論學(xué)派一流的判教理論。

　　現(xiàn)存敦煌文獻P.2908,在“教跡義”中，提到“頓漸五時”的判教：

　　大圣成道，為眾生說十二部經(jīng)，釋迦一應(yīng)，眾生見則不同。近見之徒，見釋迦從白凈王家生，見在本樹下土地草坐上成道，世界名娑婆，人名釋迦，在樹下成道；一七日不說，二七日后，為提謂、波利說五戒十善；三七日后，為阿若居眜五人等說四諦*輪；訖十二年后，破計斷�；�，第二十年中，說空宗《般若》，破執(zhí)相患；第三十年后，說一乘，破執(zhí)三之患；第四、說《大涅槃》，破眾生計生滅之患。此乃為小根眾生，說漸教*輪。

　　中間為凡夫說常住經(jīng)，如《勝蔓》等經(jīng)，不落漸教中。

　　頓教中眾生見釋迦，從婆羅門家生，見金銀地、七寶樹、金銀獅子座，世界名蓮花藏。此是凈土，在摩羯道場成道，佛號盧舍那。初成正覺，不起道樹，威神加被普賢菩薩，為一生補處，說“世間凈眼”、“盧舍那”品，此是第一會。強調(diào)，漸教、頓教的差別首先在于八相成道的不同。“漸教”的八相成道，是在凈飯王家族出生，在樹下成道，應(yīng)化的世界是娑婆世界，佛號為“釋迦”；而“頓教”的八相成道，出生于婆羅門家，在摩羯道場成道，所見到的地是金銀，樹為七寶，座椅是金銀獅子座，世界自然是凈土，佛號為“盧舍那”。二者明顯不同，“頓教”的八相成道殊勝于“漸教”。

　　正因為八相成道的不同，所說的教法自然不同。P.2908解釋“頓教”、“漸教”在教義上的差異：

　　所以云頓者，謂如來初成正覺，在寂滅道場，七處八會，說六忍十地。此經(jīng)，文抱眾淵，義貫群籍，文旨圓備，故云頓教*輪。所以云漸者，夫智深易化，識淺難悟，故菩薩解明，契玄于初唱。二乘識昧，不達于初說，故使如來移光道場，降儀鹿苑，十二年中發(fā)唱二乘，誘令漸進，小德易盈，得少為足，執(zhí)固鏗然，謂為定極。故使如來十二年后、卅年中，說《大品經(jīng)》等經(jīng)，通教典籍，《維摩》、《思益》二輪虛典。此經(jīng)所明，三乘同悟，使知有大可仰，小可恤也。二乘諸人，始疑三乘，觀空既同，亦應(yīng)有中得果處齊。所以棄小情欲，如得濟舍船，御大心固，如未度思船。是以如來卅年后，七年之中，敦一乘妙致，明萬善同歸，右百川赴海，謗三非真，明一是實。實教雖彰，義猶纖隱，何者？但明萬善為正因，未顯佛性為正因；雖明壽倍塵沙，不論命無遷化。是以如來降駕雙林，明稟氣合器，皆有常我至樂之性。喻如貧女地中伏隱金，金剛力士額上寶珠。轉(zhuǎn)輪圣王，甘露之泉，懷情抱識，并有契照之果。命若淵海，無增無損，身若金剛，物莫能阻，理窮于斯，義無遺隱。

　　“漸教”與“頓教”的差別，首先因為根機不同，故教法才有頓漸之別。其次，從根本真理來說是相同的，即《華嚴經(jīng)》與《涅槃經(jīng)》的最后究竟是沒有差別的。

　　在“漸教”中，佛陀成道二七日后，為提謂、波利二居士說五戒十善，這即是“人天教”；三七日后，佛陀在鹿野苑為五比丘初轉(zhuǎn)*輪，在這十二年中，以二乘法，勸誘小乘漸進大乘，類別“三乘別教”，但未提到“菩薩乘”。在十二年后至卅年中，說《大品經(jīng)》、《維摩經(jīng)》、《思益經(jīng)》等“通教”典籍，這些經(jīng)典是三乘同悟，菩薩乘依之進趣佛乘，亦可融攝聲聞、緣覺，即是“三乘通教”；但是，三乘既然同觀空性，所證果位應(yīng)該相同，因此激勵二乘能夠舍小歸大。于是，如來在成道三十年后，在七年之中，說《法華經(jīng)》，闡明萬善同歸一乘，三乘為權(quán)，一乘為實，即是“同歸教”。但是，闡明萬善為佛道正因，而未顯佛性為正因，所以如來在涅？前，闡明眾生皆有常我至樂之性，無增無損，即是“常住教”。因此，“漸教”的五時中，《涅槃經(jīng)》為“了義”、究竟，前四時為“不了義”、不究竟，確實是智誕的判教思想。

　　“頓教”即是《華嚴經(jīng)》、《菩薩瓔珞本業(yè)經(jīng)》，“瓔珞本業(yè)”本是《華嚴經(jīng)》系統(tǒng)的用語，故本經(jīng)與《華嚴經(jīng)》相合之處甚多，尤其是以立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無垢地、妙覺等五十二位菩薩行位而有名。所以，“頓教”是如來初成正覺，在寂滅道場，共“七處八會”，〔13〕闡明“六忍十地”的菩薩行位。而且，P.2908指出二經(jīng)的關(guān)系：《華嚴》中七會，菩薩勸教。弟子受行前，《華嚴》七會，是我廣說；今日《瓔珞》說，此等皆是頓教。P.2908作者強調(diào)，《瓔珞經(jīng)》是“七處八會”的第八會，如來在寂滅道場說《瓔珞經(jīng)》。因此，如來在七會廣說《華嚴經(jīng)》，最后說《瓔珞經(jīng)》，所以二經(jīng)都是“頓教”。對于“頓教”、“漸教”的次第，P.2908說：

　　夫玄光映像，則先烽后累（？），潤教備佛，則始大終小，圣心無偏，垂化應(yīng)均。所以布教津殊，人差先后者，斯有以也。菩薩大士，署德深遠，懸期極果，若聞妙法，便能功慧并備，因強意廣，所以在先。二乘小德，殖因淺薄，志居近果，若能勝化，不能智德俱習(xí)，行弱心狹，所以在后。然頓教被大，無隱義之說；漸化訓(xùn)小，有覆相之言。

　　“頓漸”是屬于教法的差別，則根機的差異即是大乘、小乘。“頓教”的根機是大乘，直截了當(dāng)說佛陀本義；“漸教”為了教化小乘，因此在教義表達上常設(shè)方便。在設(shè)教次第上，“始大終小”是P.2908的基本觀點。菩薩大乘根機深厚，�；�俱備，果位接近于菩提，所以先為菩薩宣說“頓教”。二乘根機淺鈍，安于小乘果位，心行劣弱，無法具足智慧福德，所以在后。

　　P.2908的設(shè)教次第，與法藏《五教章》記載智誕的判教相似：

　　依誕〔14〕法師等，依《楞伽》等經(jīng)，立漸頓二教，謂以先習(xí)小乘，后趣大乘，大由小起，故名為漸，亦大小俱陳故，即《涅槃》等教是也。如直往菩薩等，大不由小，故名為頓，亦以無小故，即《華嚴》是也。遠法師等后代諸德，多同此說�！�15〕

　　智誕的“漸教”是先小后大，大由小起，而且大小俱陳；而“頓教”則無小乘根機，大不由小。所以，P.2908的判教觀點，與智誕的“頓漸五時”判非常相似。

　　窺基《大乘法苑義林章》在菩提流支的判教前，記載古來大德的“頓漸二教”：

　　古來大德立有頓漸二教，為諸菩薩大根大莖，說《華嚴》、《楞伽》、《大云》、《法鼓》、《勝蔓》等經(jīng)，一會之中，說二諦理盡，名之為頓；大不由小起，故名為頓。始從佛樹，終至雙林，從淺至深，漸次說法，因果、三歸、五戒、十善等法，三乘有教《阿含》等經(jīng)、《維摩》、《思益》、《大品》空教，《法華》一乘，《涅槃》等說常住佛性，皆是漸教。會通三乘，大由小起，名為漸也�！�16〕

　　《華嚴經(jīng)》、《楞伽經(jīng)》、《大云經(jīng)》、《法鼓經(jīng)》、《勝蔓經(jīng)》等如來藏經(jīng)典都是“頓教”。“漸教”即是“五時”，而且設(shè)立“頓教”、“漸教”的理由，與《五教章》記載相同。因此，窺基在《義林章》中亦提到劉虬的“五時教”，因此“古來大德”肯定不是劉虬，有可能是智誕。

　　總之，智誕的“頓漸五時”判教，是吸收了南朝的判教思想，而且融入北方的佛學(xué)思潮，從而成為地論學(xué)派“五時教判”的源流。敦煌寫本P.2908的判教觀點，完全類似于智誕的“頓漸五時”，有可能是北方地論師的著作。

二、道憑與五時教義

　　道憑（488—559）的判教思想，散見敦煌遺書S.613V《綱要書》。該書中說：“一乘之相，《無量義經(jīng)》中，明教一圓音無二故也�！洞笃贰分�，明理一真性般若也；《法華》中，明行一。此是道憑法師說也。”〔17〕S.613V《綱要書》是地論學(xué)派南道系中重視《大集經(jīng)》的一流，而且提及道憑法師，可見《綱要書》與道憑具有內(nèi)在的關(guān)聯(lián)。但是，S.613V《綱要書》記載道憑的判教，應(yīng)該是屬于菩提流支的“一音教”，《大品般若》是闡明“理一”，《法華經(jīng)》明“行一”，都是對如來教法的不同詮釋。

　　地論學(xué)派的“別教、通教、通宗”三教判，從目前文獻來看，與法上——慧遠系根本不同，而與道憑——靈裕系有緊密的關(guān)聯(lián)，可能屬于該系的判教思想�！�18〕

　　在北周慧影《大智度論疏》卷十七中，引用了道憑的“五時教義”：

　　道憑法師讀于此經(jīng)，以見令三乘同學(xué)般若故，造五時教義，以于此經(jīng)為通教。若以出生三乘，名通教者，一切大乘經(jīng)，乃皆出生五乘，亦應(yīng)并是通教。……《夫人經(jīng)》云：“如阿耨達池出八河。如是摩訶衍出生聲聞、辟支佛、世間出世間善法。”言世間者，據(jù)人天乘；出世間者，菩薩乘。當(dāng)知一切大乘，皆出生五乘，無非通教，何獨此經(jīng)？此經(jīng)乃播生五乘，今但說三耳。師言：般若乃是阿梨耶識，實諦真心；二乘凈智，但是轉(zhuǎn)識，不得此智。云何乃言當(dāng)學(xué)般若波羅蜜？此是論三乘同觀實相，據(jù)常住般若為語，非論真智，真智二乘不得〔19〕。

　　道憑的“五時教義”，是以《般若》為通教，即《般若》為聲聞、緣覺、菩薩三乘所共通。但是，在三乘內(nèi)還存在二乘與菩薩乘共不共的問題，這是由《大智度論》共不共般若所引發(fā)，所以，三乘仍然可以判別出現(xiàn)“通教”與“別教”。而且，道憑以阿梨耶識與轉(zhuǎn)識，闡釋般若與二乘凈智的不同。

　　道憑的判教思想，S.613V《綱要書》中記載為“一音教”，而《大智度論疏》卷十七中則為“五時教義”，二者是否不同？日本學(xué)者織田顯？的研究表明，道憑的“五時教義”與智？《法華玄義》引用題名為菩提流支所撰《法界性論》的判教，相當(dāng)一致�！�20〕道憑引用《無量義經(jīng)》證明“一音教”；智？引用《無量義經(jīng)？說法品》說：“次說方等十二部經(jīng)、《摩訶般若》、《華嚴》�？眨�宣說菩薩歷劫修行。”〔21〕以“《華嚴》海空”解釋“華嚴時”，以此證明五時教判。智？引用《法界性論》（即《法性論》）說：

　　言華嚴海空者，若作寂滅道場之《華嚴》，此非次第。今依《法性論》云：鈍根菩薩三處入法界，初則《般若》，次則《法華》，后則《涅？》。因《般若》入法界，即是華嚴�？�。〔22〕

　　《法界性論》的判教，是《般若》、《法華》、《涅？》的次第。但是，《維摩經(jīng)文疏》卷十六引用同樣旨趣的《法界性論》，文字稍微有異：“如《法界性論》云：若利根人于《摩訶般若》入法界，若中根人于《法華》入法界，若下根人于《涅槃》入法界。”〔23〕依青木隆的研究，《法界性論》是論述《華嚴經(jīng)？入法界品》，“華嚴時”是利根入法界者，從此以下是鈍根入法界者；而鈍根的菩薩分為上、中、下根，分別與《般若》、《法華》、《涅？》相匹配�！�24〕

　　所以，道憑的“五時教義”是：一、華嚴；二、三乘別教；三、三乘通教（般若）；四、法華；五、涅？�！�25〕“五時教義”的意義在于彌補了“四宗判”的缺陷。因為“四宗判”無法收攝《法華經(jīng)》，而且不能突出《華嚴經(jīng)》的殊勝，所以后來才會出現(xiàn)“五宗”、“六宗”等判教。其次，吸收菩提流支“一音教”與南朝“五時判教”的特點，結(jié)合“言音”與“時”、“機”來判別教法，依“一音教”批判頓漸教判。

　　道憑的“五時教義”亦為以后“四宗判”的分裂，提供了思想的淵源與根據(jù)；而且，影響了智？“五時教判”的分判。所以，天臺思想受到地論學(xué)派南道系的影響，是來自道憑——靈？一系，而不是法上——慧遠，從而重現(xiàn)了中國佛教思想史上的真實面目。

三、俄Φ180與五時教判

　　俄Φ180是地論學(xué)派晚期的文獻，作者不明，成立時間大約在公元563—610年�！�26〕在“次廣辨經(jīng)教”中，首先論述了三家的異解，然后再建立自己的判教思想。

　　第一家是達法師的“三時經(jīng)教”，俄Φ180說：

　　第一達法師解，唯有三時經(jīng)教。一者開源*輪，即是始《華嚴》明大乘之理，開悟菩薩。引文言：如日初出，先照高山。二者權(quán)源*輪，即是從鹿野苑至《法華》教，明理未極，方便權(quán)化也。三者還源*輪，即《涅槃》教，明源反本，所以稱還源*輪也。故《十地經(jīng)》云：攝法為首，三時轉(zhuǎn)故。此意明三相也。生分說法，即是開源；住分說法，即是權(quán)源；滅分說法，即是還源。此亦不足明是三時之教也�！�27〕

　　達法師建立開源*輪、權(quán)源*輪、還源*輪的“三*輪教”，開源*輪是《華嚴經(jīng)》，開始闡明大乘的教理，教化菩薩；權(quán)源*輪是從鹿野苑至《法華經(jīng)》，這是方便教化，是不了義之理；還源*輪是《涅槃經(jīng)》，返回根本淵源。

　　達法師引用《十地經(jīng)》作為教證，見于《十住經(jīng)》、《六十華嚴·十地品》，〔28〕但是不見于《十地經(jīng)論》所引的《十地經(jīng)》。二者對照發(fā)現(xiàn)，《十地經(jīng)論》所引的《十地經(jīng)》說：“攝法為首，一切處一時成一時轉(zhuǎn)故。”〔29〕不見“三時”的用語。而且，達法師的“三時經(jīng)教”與興皇法朗（507—581）的“三種教判”類似，三種教判即“根本教”、“方便教”、“歸宗教”�！�30〕“三時經(jīng)教”是大乘—大小乘—大乘，即是“優(yōu)—劣—優(yōu)”的關(guān)系；而“三種教判”是“真實—方便—真實”的關(guān)系，二者不同點亦是非常明顯。

　　第二家是“五時教判”，說者不明，俄Φ180說：

　　第二解云，凡有五時經(jīng)教。一者三乘別教，為聲聞?wù)f四諦，為緣覺說十二因緣，為菩薩說六度，三乘各有所稟，故是別教也。故《法華經(jīng)》言：為求聲聞?wù)�，說應(yīng)四諦法，乃至菩薩說六度也。二者三乘通教，等為說般〔31〕若，故《般若經(jīng)》云：欲學(xué)聲聞，當(dāng)學(xué)般若，菩薩亦然。三者抑揚教，即《凈名》等經(jīng)，即貶挫聲聞，贊揚菩薩也。四者一乘教，即是《法華經(jīng)》說一乘，故言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也。五者常住教，即《涅槃經(jīng)》開宗，所明常住也。故《涅槃經(jīng)·梵行品》末說：從牛出乳，從乳出酪，從酪出生蘇，從生蘇出熟蘇，從熟蘇出醍醐〔32〕。合云：從佛出十二部經(jīng)，從十二部經(jīng)出修多羅，從修多羅出方等，從方等出波羅蜜，從波羅蜜出大般〔33〕涅槃。十二部經(jīng)即是三乘別教，此教說有，但有既區(qū)分，故是別教也。修多羅即是三乘通教，修多羅此稱法本，五時般若明二諦，是萬法之本。方等即是抑揚教，贊揚菩薩，故是方等也。波羅蜜者，即是一乘教，一乘到等量彼岸，是波羅蜜也。大般涅？是常住教，此自可知也。〔34〕

　　第二家的判教，即是三乘別教、三乘通教、抑揚教、一乘教、常住教等“五時教判”。佛陀為聲聞、辟支佛、菩薩分別演說不同的教理，即為“三乘別教”；《般若》蕩執(zhí)明空，通貫于三乘，稱為“三乘通教”；《維摩經(jīng)》、《思益經(jīng)》贊嘆菩薩道而貶斥聲聞，故為“抑揚教”；《法華經(jīng)》闡明會彼三乘，同歸一佛乘，稱為“同歸教”；但是，《法華經(jīng)》還未談到法身常住、眾生皆可成佛的道理，因此仍然不是最終最圓的經(jīng)教，最后佛陀在涅槃前演說佛性常住之理的《涅槃經(jīng)》，故為“常住教”。

　　這與吉藏《三論玄義》介紹慧觀的教判一致〔35〕；而且引用“五味相生”的解釋，與《大般涅？經(jīng)集解》中僧宗的判教相似�！�36〕可見，這二家是南方涅槃學(xué)派的判教譜系。

　　第三家是莊嚴寺僧？（467—527）的“四時教判”，俄Φ180說：

　　三莊嚴寺法師，明經(jīng)教大小，同凡有四句：一初小后大，即初說小乘，后說涅槃也；二初大后小，初說《華嚴》，后說雙卷《泥洹》等也；三初后大，即初說《華嚴》，后說《涅槃》也；四初小后小，即初說相教，后說雙卷也。所以有此句者，正逐物根性不同，此意如前釋也。雖有四句，即不依后三，經(jīng)教止就前一句。是次第教。中凡有四時：一者有相教，即是十二年中說法也；二者無相教，即十二年后說五時《般若》、《凈名》、《思益》之流；三是一乘教，即法華教也。四常住教，即《涅槃經(jīng)》也。所以知四時者，凡引兩義：一、逐三寶，二、逐三理�！�37〕逐三寶者，第一時，佛壽八十，法是有相，僧是出家聲聞；第二時，佛壽七百僧癨，法是五時般若，僧通菩薩，即備取三乘；第三時，佛壽復(fù)復(fù)倍上數(shù)，經(jīng)唯一乘，僧唯菩薩；第四時，教明一體三寶，佛僧悉是常住。推此而言，唯應(yīng)有四時三寶。佛寶既止四種，法不合獨有五時。二依三理者，但經(jīng)所明理，凡有三種：一者明境，二者辯因，三者論果。若三種極處，境是無相，因是一乘，果是常住也。若有相教明，境是有相，因是小乘，果是無常。所以明三理，皆未極也。第二《般若》明，境是無相，此是境極，因即三乘不同，果猶劫數(shù)。此第二時，三理之中，一極而兩未極也。第三是一乘教明，境是無相，因即同歸，果未常住。此即兩極而一未極也。第四常住教明，境是無相，因即一乘，果是常住。此即所明三理悉是究竟。推理為言，只應(yīng)有四時經(jīng)教也�！�38〕

　　智？在《法華玄義》指出，宗愛與僧？的判教是“四時判教”�！�39〕僧？的“四時教判”，是在初小后大的“次第教”中，建立有相教、無相教、一乘教、常住教；而且，從三寶、三理（境、因、果）兩方面表現(xiàn)了四教的淺深。“四時教判”的不同，總結(jié)如下：

　　有相教無相教一乘教常住教時十二年中十二年后經(jīng)典《般若》、《凈名》、《思益》《法華經(jīng)》《涅槃經(jīng)》三寶佛壽八十，法是有相，僧是出家聲聞佛壽七百僧癨，法是五時般若，僧通菩薩，即備取三乘佛壽復(fù)復(fù)倍上數(shù)，經(jīng)唯一乘，僧唯菩薩一體三寶，佛僧悉是常住三理境是有相，因是小乘，果是無常（三理皆未極）境是無相，此是境極，因即三乘不同，果猶劫數(shù)（一極而兩未極）境是無相，因即同歸，果未常�。▋蓸O而一未極）境是無相，因即一乘，果是常�。ㄈ�理悉是究竟）

　　“四時教判”是在“五時教判”成立后，并且對后者進行批判。如俄Φ180說：“推此而言，唯應(yīng)有四時三寶，佛寶既止四種，法不合獨有五時”。既然三寶只有四種，所以佛陀的教法不應(yīng)該有五時，只能是四時。

　　俄Φ180在闡明與批判上述三家的判教理論后，提出自己的觀點：

　　合用第三家義，初家引《十地》攝法三時者，此自三相有生住滅時，亦非三時經(jīng)教也。第二家引《涅槃經(jīng)》五味相生，知有五時之教。今亦不無五時之說，但不同前家以《凈名》、《般若》別為兩時。今就初教分為二種，即是具明始終。謂成佛之后說人天之教，此猶是世間教，未明得道，三寶未具，為第一時；度提謂等，所說五戒即是人乘，明十善之法乃至八禪即是天乘。若含此教，即具有五時。〔40〕

　　俄Φ180作者支持僧？的“四時教判”，但是依《涅槃經(jīng)》“五味相生”應(yīng)該建立“五時教”。所以，在“有相教”中分為二種，別立“人天教”，因為僧？依三寶的淺深立四時，而“人天教”則是“三寶未具”的世間教法。佛陀成道后，在未度化五比丘之前，三寶未具，為提謂等人為五戒、十善、四禪八定等教法，這些都是“人天教”的教法。

　　所以， 俄Φ180作者的“五時教判”，即是人天教、有相教、無相教、一乘教、常住教。智？《法華玄義》卷十上，在“南三北七”判教中，介紹了有相教、無相教、抑揚教、同歸教、常住教等南方的“五時教判”（即俄Φ180的第二家）后，又說：“四者，北地師亦作五時教，而取《提謂波利》為人天教，合《凈名》、《般若》為無相，余三不異南方。”〔41〕俄Φ180作者的“五時教判”，正是《法華玄義》中第四家的“北地師”（北地第一家）。俄Φ180是地論學(xué)派的文獻，所以“五時教判”是晚期地論學(xué)派南道系的判教思想。

　　而且，俄Φ180作者闡釋建立“人天教”等五時教判的理由時，批判了第二家的“五時教判”，因為第二家以《般若》為“三乘通教”，《凈名經(jīng)》、《思益經(jīng)》為“抑揚教”，俄Φ180作者將此三經(jīng)合為“無相教”。俄Φ180說：

　　若言《般若》為第二，《凈名》、《思益》為第三，義即不然。謂《大〔42〕品經(jīng)》呵毀聲聞，如乞〔43〕食，茍不就大家乞食，及從婢。此甚于《凈名》、《思益》，故不可以抑揚便為深教也。若言《凈名》嘆權(quán)實二智八地之解，以此為深，即為第三者，明《首楞嚴》嘆十地菩薩，復(fù)深于《般若》，更應(yīng)立為一時。而理不必然，故《凈名》等即《般若》內(nèi)也，猶是《般若》之枝流也，等明無相�！洞笃方�(jīng)·無作品》云：諸天嘆言：我于閻浮提見第二*輪轉(zhuǎn)，四諦是第一，般若是第二。又《思益經(jīng)》第四卷云：百千諸天云：我等于閻浮提，〔44〕再見*輪轉(zhuǎn)。今謂再之與第二只是一法兩名，豈審再見是第三，而第二見是第二也�！�45〕

　　俄Φ180作者的批判分為三點：第一，《大品經(jīng)》也呵責(zé)聲聞，如經(jīng)中說：“譬如狗不從大家求食，反從作務(wù)者索。”〔46〕這比《維摩經(jīng)》、《思益經(jīng)》更貶挫聲聞，所以獨稱《維摩經(jīng)》、《思益經(jīng)》為“抑揚教”是不恰當(dāng)?shù)�。吉藏在《三論玄義》中，亦有類似的批評。〔47〕第二，《維摩經(jīng)》中，贊嘆權(quán)智、實智以及八地菩薩的頓悟，以此為“抑揚教”，高于《般若》的“通教”；同時，在《首楞嚴經(jīng)》中，亦贊嘆十地菩薩，為《般若》更深的教法，依第二家的判教則亦應(yīng)別立一教。但是，《首楞嚴經(jīng)》攝入“般若時”中，所以《維摩經(jīng)》亦應(yīng)在《般若經(jīng)》之內(nèi)。第三，《大品經(jīng)·無作品》說《般若》為第二*輪，〔48〕《思益經(jīng)》中則為“再見*輪轉(zhuǎn)”，〔49〕這表明《大品經(jīng)》與《思益經(jīng)》為同時期說法的經(jīng)典。

　　所以，俄Φ180的作者深入理解南方涅槃學(xué)派、成實學(xué)派的判教思想，而且加以抉擇、剖析與吸收，從而形成人天教、有相教、無相教、一乘教、常住教的“五時教判”，這也表明晚期地論學(xué)派受到南朝佛學(xué)的重大影響。

　　但是，我們在凈影慧遠《大乘義章》卷一“眾經(jīng)教跡義”中，發(fā)現(xiàn)劉虬的“五時”與俄Φ180的“五時教判”相同�！�50〕田茂雄對劉虬的“五時”提出懷疑，因為在《無量義經(jīng)序》中，劉虬說教有七階：人天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無量義經(jīng)》、《法華經(jīng)》、《涅槃經(jīng)》�！�51〕劉虬的七階不采取頓漸的教判原則，所以沒把《華嚴經(jīng)》收攝進來，而且補充了《提謂波利經(jīng)》、《無量義經(jīng)》，這兩本是慧觀之后所譯的經(jīng)典，慧觀自然無緣睹見，這是與慧遠的不同之處。〔52〕《大乘義章》所述劉虬的“頓漸五時七階”判教，列表如下：漸教頓教五時七階一、人天教初階：同右二、三乘差別教二階：聲聞乘三階：緣覺乘四階：菩薩乘三、三乘同觀教五階：同右四、破三歸一教六階：同右五、常住教七階：同右華嚴經(jīng)

　　通過《無量義經(jīng)序》與《大乘義章》的比較會發(fā)現(xiàn)，二者有較多的差異：一、《大乘義章》所述劉虬的判教，將《華嚴經(jīng)》攝為頓教，將劉虬重視的《無量義經(jīng)》剔除；二、《大乘義章》中劉虬的“五時”與慧觀的“五時教判”非常相似，與俄Φ180完全符合。鐮田茂雄對劉虬的“五時”抱有懷疑，認為將北方成立的疑經(jīng)《提謂經(jīng)》配為第一人天教，“五時”不可能在南方成立，這是吸收北朝佛學(xué)的成果而提出的。〔53〕由此可以斷定，這是地論師南道系的判教理論，與俄Φ180同樣，是地論師吸收南朝的“五時”，經(jīng)過融合與會通而形成。這樣的判教理論在北方流行后，于是出現(xiàn)慧觀、劉虬等判教學(xué)說相混雜，以致于慧遠誤述劉虬的判教論�！�54〕

　　從北魏時代開始，北方佛教一直吸收南朝教學(xué)的成果。凈影慧遠《大乘義章》所提及的“誕公”，即是“智誕”，綜合北方的華嚴學(xué)與南方的涅？學(xué)，完成新的“頓漸五時”教判。敦煌文獻P.2908亦提出“頓漸五時”，《華嚴經(jīng)》為頓教，《波利提謂經(jīng)》至《涅槃經(jīng)》則為“漸教”。所以，P.2908的判教思想與智誕非常相似，有可能是北方地論師的著作。

　　道憑的判教思想，S.613V《綱要書》中記載為“一音教”，而《大智度論疏》卷十七中則為“五時教義”：一、《華嚴》；二、三乘別教；三、三乘通教（《般若》）；四、《法華》；五、《涅槃》。道憑吸收了菩提流支“一音教”與南朝“五時判教”的特點，結(jié)合“言音”與“時”“機”來判別教法，依“一音教”批判頓漸教判。“別教三乘”、“通教大乘”、“通宗大乘”三教判與菩薩行位結(jié)合起來，最好的體現(xiàn)是敦煌遺書中的《法界圖》。

　　俄Φ180的作者吸收南方涅槃學(xué)派、成實學(xué)派的判教思想，而且加以抉擇、剖析與吸收，從而形成人天教、有相教、無相教、一乘教、常住教的“五時教判”，這也表明晚期地論學(xué)派受到南朝佛學(xué)的重大影響。北方佛教對南朝教學(xué)的吸收，皆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與改造，從而體現(xiàn)出地論師的創(chuàng)造性詮釋。

　　〔1〕《大乘義章》卷一，《大正藏》第44冊，第465頁上。

　　〔2〕《妙法蓮華經(jīng)玄義》卷十下：“若爾誕公云：雙樹已前，指法華經(jīng)悉不了。”《大正藏》第33冊，第813頁中。

　　〔3〕詳細的文獻論證，見坂本幸男著，釋慧岳譯：《華嚴教學(xué)之研究》（第一部），臺北：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1971年版，第165～176頁。

　　〔4〕《續(xù)高僧傳》卷二六《慧誕傳》，《大正藏》第50冊，第671頁中。

　　〔5〕有關(guān)《大般涅槃經(jīng)集解》的作者，研究者的觀點有兩種：一、明駿撰者說，二、建元寺法朗編纂。但是，《集解》中的注疏都是南齊至梁代時的作品，是可以肯定。在研究涅？學(xué)派時，筆者會深入探討此問題。見菅野博史《〈大般涅槃經(jīng)集解〉の基礎(chǔ)的研究》，《東方文化》，1986年第66號，第100～105頁。

　　〔6〕荒牧典俊編著：《北朝隋唐佛教思想史》，京都法藏館2000年版，第33～32頁。

　　〔7〕《法華經(jīng)三大部補注》卷三，《？續(xù)藏》第44冊，第40頁下。

　　〔8〕《高僧傳》卷八，《大正藏》第50冊，第379頁下。

　　〔9〕《高僧傳》卷八《僧宗傳》，《大正藏》第50冊，第379頁下。

　　〔10〕《續(xù)高僧傳》卷六《曇準傳》，《大正藏》第50冊，第472頁上。

　　〔11〕《高僧傳》卷八，《大正藏》第50冊，第380上。

　　〔12〕《續(xù)高僧傳》卷七《安襂傳》，《大正藏》第50冊，第480頁中。

　　〔13〕依六十卷《華嚴經(jīng)》所載，佛陀說該經(jīng)的處所有七處，其中人間三處，天界四處，前后共計八次說法會，故云“七處八會”：（1）寂滅道場會：在摩訶提國的菩提樹下（即佛成道處），宣說世間凈眼、盧舍那二品；（2）普光法堂會：在熙連河邊的普光法堂，宣說如來名號、四諦、如來光明覺、菩薩明難、凈行及賢首菩薩等六品；（3）忉利天宮會：在須彌山頂?shù)坩寣m的妙勝殿，宣說佛升須彌頂、菩薩云集妙勝殿上說偈、菩薩十住、梵行、初發(fā)心菩薩功德、明法等六品；（4）夜摩天宮會：在夜摩天的寶莊嚴殿，會中演說佛升夜摩天宮、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功德華聚菩薩十行、菩薩十無盡藏等四品；（5）兜率天宮會：在兜率天的一切寶莊嚴殿中，宣說如來升兜率天宮一切寶殿、兜率天宮菩薩云集贊佛、金剛幢菩薩十回向等三品；（6）他化天宮會：于他化自在天的摩尼寶藏殿，宣說十地、十明、十忍、心王菩薩問阿僧癨、壽命、菩薩住處、佛不思議法、如來相海、佛小相光明功德、普賢菩薩行、寶王如來性起等十一品；（7）普光重說會：說法地點與第二會相同，即在熙連河邊的普光法堂，宣說離世間品；（8）癨園重閣會（逝多園林會）：在舍衛(wèi)國的癨園重閣講堂，宣說入法界品。

　　〔14〕“誕”在《大正藏》經(jīng)本即宋本是“護”，而《和本五教章》是“誕”，故改為誕。

　　〔15〕《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一，《大正藏》第45冊，第480頁中。

　　〔16〕《大乘法苑義林章》卷一，《大正藏》第45冊，第247頁中。

　　〔17〕《敦煌寶藏》第5冊，第143頁上。

　　〔18〕船山徹有此觀點，見《地論宗と南朝教學(xué)》，荒牧典俊編著：《北朝隋唐佛教思想史》，京都法藏館2000年版，第127頁。

　　〔19〕《大智度論疏》卷十七，《？續(xù)藏》第87冊，第472頁下。

　　〔20〕織田顯？：《道憑の五時判について》，《印度學(xué)佛教學(xué)研究》卷三六，第1號，第57頁。

　　〔21〕《妙法蓮華經(jīng)玄義》卷十下，《大正藏》第33冊，第807頁下。

　　〔22〕同上。

　　〔23〕《維摩經(jīng)文疏》卷十六，《？續(xù)藏》第28冊，第145頁上。

　　〔24〕青木隆：《〈法界性論〉について》，《印度學(xué)佛教學(xué)研究》卷三六，1988年第2號，第733頁。根據(jù)青木隆的研究，《法界性論》是六世紀前半葉中國學(xué)僧的著述，而后假托菩提流支；在思想上，《法界性論》與南方的涅？學(xué)派、成實學(xué)派的開善寺智藏、莊嚴寺僧？，以及北方地論學(xué)派慧光的思想相近，可見有統(tǒng)一南北佛教思想的旨趣。

　　〔25〕織田顯？：《道憑の五時判について》，《印度學(xué)佛教學(xué)研究》卷三六，1987年第1號，第57頁。

　　〔26〕米森俊輔：《達法師の三時經(jīng)教と興皇寺法朗の三種教判》，《印度學(xué)佛教學(xué)研究》卷五二， 2004年第2號，第672頁。

　　〔27〕《俄藏敦煌文獻》第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頁。

　　〔28〕《十住經(jīng)》卷一，《大正藏》第10冊，第501頁上；《大方廣佛華嚴經(jīng)》卷二三，《大正藏》第9冊，第545頁中。

　　〔29〕《十地經(jīng)論》卷三，《大正藏》第26冊，第138頁下。

　　〔30〕有關(guān)興皇法朗的判教思想，見米森俊輔：《〈四論玄義〉逸文に見る法朗の教判について》，《印度學(xué)佛教學(xué)研究》卷五一，2003年第2號，第555～557頁。

　　〔31〕原為“波”，改為“般”。

　　〔32〕原為“提湖”，改為“醍醐”。

　　〔33〕原為“？”，改為“般”。

　　〔34〕《俄藏敦煌文獻》第4冊，第197頁。

　　〔35〕《三論玄義》，《大正藏》第45冊，第5頁中。

　　〔36〕《大般涅？經(jīng)集解》卷三五：“如從牛出乳者，佛說小乘四諦*輪，此是成佛十二年中說也。從乳出酪者，謂十二年后，說三乘通教，《大品經(jīng)》是也。酪出生蘇者，如《思益》、《維摩》，抑挫二乘，稱揚菩薩也。從生蘇出熟蘇者，說《法華》破無三因果也。今此經(jīng)明佛性常住，窮理盡性，如醍醐也。”《大正藏》第37冊，第493頁。有關(guān)僧宗的教判思想，見菅野博史：《〈大般涅槃經(jīng)集解〉における僧宗の教判思想》，《印度學(xué)佛教學(xué)研究》卷三七，1988年第1號，第87～91頁。

　　〔37〕原為“里”，改為“理”。

　　〔38〕《俄藏敦煌文獻》第4冊，第197～198頁。

　　〔39〕《妙法蓮華經(jīng)玄義》卷十上，《大正藏》第33冊，第801頁中。

　　〔40〕《俄藏敦煌文獻》第4冊，第198頁。

　　〔41〕《妙法蓮華經(jīng)玄義》卷十上，《大正藏》第33冊，第801頁中。

　　〔42〕原本無“大”，今加。

　　〔43〕原為“氣”，改為“乞”。

　　〔44〕原本缺“浮”，今加。

　　〔45〕《俄藏敦煌文獻》第4冊，第198頁。

　　〔46〕《摩訶般若波羅蜜經(jīng)》卷十三，《大正藏》第8冊，第319頁上。

　　〔47〕《三論玄義》：“《大品》呵二乘為癡狗，《凈名》貶聲聞為敗根。挫小既齊，揚大不二，何得以《大品》為通教，《凈名》為抑揚？”《大正藏》第45冊，第6頁上。

　　〔48〕《摩訶般若波羅蜜經(jīng)》卷十二，《大正藏》第8冊，第311頁中。

　　〔49〕《思益梵天所問經(jīng)》卷四，《大正藏》第15冊，第56頁中。

　　〔50〕《大乘義章》卷一：“言五時者，一、佛初成道，為提謂等，說五戒十善人天教門。二、佛成道已十二年中，宣說三乘差別教門，求聲聞?wù)�，為說四諦；求緣覺者，為說因緣；求大乘者，為說六度；及制戒律，未說空理。三、佛成道已三十年中，宣說《大品》、空宗《般若》、《維摩》、《思益》，三乘同觀，未說一乘破三歸一，又未宣說眾生有佛性。四、佛成道已四十年后，于八年中說《法華經(jīng)》，辨明一乘，破三歸一，未說眾生同有佛性，但彰如來前過恒沙、未來倍數(shù)，不明佛常，是不了教。五、佛臨滅度，一日一夜，說《大涅槃》，明諸眾生悉有佛性，法身常住，是其了義。此是五時。”《大正藏》第44冊，第465頁上。

　　〔51〕《出三藏記集》卷九，《大正藏》第55冊，第68頁上。

　　〔52〕藍日昌：《六朝判教論的發(fā)展與演變》，第118頁。

　　〔53〕田茂雄著，佛光出版社譯：《中國佛教通史》（第四卷），高雄：佛光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頁。

　　〔54〕藍日昌認為，劉虬只有“七階”教判論，因為他的特點是以《無量義經(jīng)》為中心來分判經(jīng)典。見藍日昌：《六朝判教論的發(fā)展與演變》，第119～1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