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弘法 —— 從佛教界看佛學研究的立場與態(tài)度

　　學術與弘法 —— 從佛教界看佛學研究的立場與態(tài)度

　　圣凱法師

　　從1990年出家以來,歲月悠悠,轉(zhuǎn)眼間便過去了13年�？墒窃�佛法的熏陶中,自己仍然覺得遠遠沒有滿足。從福建太姥山平興寺下山后,一直都在讀書、學習,這也是一種難得的因緣與福報。在中國佛學院那種幽靜的環(huán)境中,渡過非常安靜、穩(wěn)定的七年時光,那種單純、簡單的生活實在令人懷念。后來,又因為不可思議的因緣,考到南京大學哲學系,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大學的生活,其實離自己是比較遙遠的,因為自己特殊的身份,再加上喜歡獨處的性格,除了上課、聽講、查資料,也很少呆在大學的校園里面,但是大學那種氣氛還是深深地感染了我。

　　也許是自己的前世因緣,自己的天性,只能是一位“書呆子”式的出家人,不愿意去從事管理、接觸社會,只愿意讀書、寫作。能夠有一個清靜的環(huán)境,讓自己能夠自由地思維,讓思想自在地飛翔;能夠有一種安定的生活,不須為生活的油、米、鹽、醋煩惱,然后悠閑地讀一些書,再敲敲電腦,記下一些想法與心得,從事一點研究工作,一直是自己的奢望。有時,想想博士畢業(yè)之后,不知是否還有這種福報,也真的很難說。前途的渺茫,一直是自己從出家以來最大的感覺,那只能隨緣吧!回思自己這幾年的經(jīng)歷,有種生活在佛教與社會的“夾縫”與“邊緣”的感覺,難免有幾分感傷。但是,無論如何,自己卻也因為這樣跨入了佛學研究大門,這也是自己的追求與期望,生命總是要付出代價的!

　　當然,作為一名出家人,自然有自己的佛教信仰與體驗,于是在佛學研究上便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如喜歡從事懺法的研究、凈土思想的探討、佛教思想的考察等。同時,因為受到南京大學哲學系學風的影響,自己又對道教、佛道關系發(fā)生一些興趣。下面,簡單談一些感想,向大家匯報和請教,希望能夠?qū)Ψ鸾探缤七M佛學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佛學研究的意義

　　從佛法本身來說,教、理、行、證的修學次第,已經(jīng)為佛弟子指明了修學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為自己的資質(zhì)、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類型的佛法,如重義理、重實踐等區(qū)別。但是,作為佛弟子來說,義理的探討是為了將佛陀所要開示的真實事理,充分、完整地表達出來,如“阿毗達磨”雖然著重于論證“法”的自性、定義、關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諦理的現(xiàn)觀”,最終歸宿于修證。那么,重修證的佛教,主要是從利益眾生的角度,重視佛法的適應性、實效性,所以對事相的分別比較少,如初期大乘經(jīng)典以“般若”、“三昧”、“解脫門”、“陀羅尼”、“菩提心”等作為中心,來表達從發(fā)趣、修行、證入的歷程。雖然存在著這種不同的側(cè)重,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義理知識與實踐經(jīng)驗相結(jié)合為中心。中國佛教其實已經(jīng)非常明顯地表明了這一點,如天臺智者大師的教觀并重,這是中國佛教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陡呱畟鳌穼⒐糯�僧人分為十科,其中翻譯、解義、讀誦便屬于義解門;而習禪、明律、感通、遺身、護法、興福,都是屬于實踐門一類;最后一科“雜科”則是指出家人的外學修養(yǎng),傍及世間經(jīng)書、治世語言、禮樂文章等,無不兼通,如隋代慧常、唐代寶巖等。

　　但是,傳統(tǒng)意義的佛教義解,主要是注疏經(jīng)、律、論,在“述而不作”中表達自己的理解與觀點,當然也有一些專門性的著作。而且,這些佛教義解僧,都是從自己的信仰與經(jīng)驗出發(fā),通過注疏、論著,來達到實踐與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興盛、隋唐佛教的輝煌,都與義解的繁榮是分不開的。而禪宗的發(fā)展則為中國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視主體的體認,自己身心的解脫;凈土法門的流行,激發(fā)了佛教的信仰感情,為佛教走入社會提供了方便。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禪、凈的流行,在這種“簡單”、“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國佛教徒逐漸失去探討高深佛理、考察繁瑣戒律的興趣,這正如印順法師所說的“中國佛教的衰落,不僅是空疏簡陋,懶于思維,而且是高談玄理,漠視事實;輕視知識,厭惡論理,陷于籠統(tǒng)混沌的境界�！庇谑�,中國佛教重視義理研究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便喪失殆盡。

　　但是,另一方面,佛學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卻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但是,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應該是開始于歐洲殖民主義者侵入亞洲地區(qū),為了維護自己的殖民統(tǒng)治,必須要深入研究亞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過接觸梵文、巴利文等東方語言,開始了解佛教的理論,消化佛教的教義。在“理性主義”、“科學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這些學者注重現(xiàn)代佛學研究的客觀性、純學術性,形成了佛學研究的現(xiàn)代傳統(tǒng),于是佛教便成為一種學問——佛學。19世紀后期,日本佛教界開始運用西方的學術研究方法,從而推動了日本佛學研究的興盛與發(fā)達。隨著“西學東漸”、日本佛教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增強,中國開始有了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這在當時中國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響與回應,如《大乘起信論》、《楞嚴經(jīng)》的辨?zhèn)?“大乘佛教非佛說”的討論,“佛教非宗教非哲學”之辯等。同時,佛教界在接受時代流行的學術方法的影響,尤其是以太虛大師為首的“人生佛教”運動,佛教理性主義思想的高揚都直接推動了佛教界從事佛學研究,這其中以印順法師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對來說,學術界則在佛學研究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改革開放后,中國佛教進入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經(jīng)過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復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現(xiàn)出游人如織、香火旺盛的現(xiàn)象。于是,培養(yǎng)人才、弘法、學術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緊缺無形中遏制中國佛教事業(yè)的發(fā)展。而人才的成長與培養(yǎng),這又與佛教界的觀念與重視程度是成正比的。

　　記得在2001年出席“中越佛教教育研討會”,發(fā)表了一篇《二十一世紀僧教育構(gòu)想》,曾經(jīng)提到佛教界對學術研究人才則有著雙重矛盾的心理,就是對出家人從事學術研究抱有否定的看法,但是又覺得學術研究有其價值與重要性。一句“佛教怎么可以用來研究的,不好好修行”平常話,足可以表明現(xiàn)代中國佛教界對學術研究的態(tài)度與立場,重視傳統(tǒng)的中國佛教界對現(xiàn)代佛學研究有種難以適應、格格不入的感覺,甚至生起一些抵觸與反感。但是,在這種矛盾心理的支配下,佛教界便出現(xiàn)了許多矛盾的舉動。一方面,佛教界出資、出力,邀請學術界的專家學者,舉辦各種學術研討會,體現(xiàn)對學術研究的重視與提高。一句“教界、學界強強合作”,已經(jīng)成為“口頭禪”,其實我們佛教界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人才,如何用來交流、接軌、合作?另一方面,佛教界并沒有從心理上真正重視學術研究,總是把學術研究作為提高寺院聲譽的手段,學術研究作為“附屬品”與個人愛好,其實離佛教界的“寵愛”還有非常遙遠的距離,因為佛教界并沒有真正認識學術研究的意義與價值。

　　近代佛教學術研究的發(fā)展由于受到歐美治學風氣的影響,文獻學、考據(jù)學、思想史、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對佛教進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了人們對佛教認識更加深入。學術研究作為一種工具,用來剖析佛教的歷史與思想等等領域,擴大了佛教的知識面,更突顯了佛教的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淀。學術研究利用各種先進的研究方法,通過對各種文獻的比較研究,不斷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資料,往往在佛法的理解上有其優(yōu)越性。通過學術研究,使佛教的思想體系與歷史發(fā)展脈絡更加清楚,提高了人們對佛法的認識。從事學術研究的社會學者本身就是社會的精英,對社會了解非常透徹,其思想觀點往往能夠補充僧界的不足;同時,他們作為佛教界與社會溝通的橋梁,圓融轉(zhuǎn)化佛教的思想,向社會表達佛教的看法,這些都是有益于社會與眾生的活動。

　　因此,佛教學術研究真正的根本意義,不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時空中的佛教發(fā)展形態(tài),而且更是從現(xiàn)存的文獻、文物中,去偽存真,探索其前后延續(xù),彼此關聯(lián)的因果性;從而更清楚地認識到佛法的本質(zhì),及其因時、因地的適應。了解過去佛教的真相,從了解過去中,承受根本而主要的佛法特質(zhì),作為我們信行的基礎,這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七屆佛代會便提出要契理契機地弘揚“人間佛教”思想,其中一項重要內(nèi)容便是以“以文化闡揚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契理契機地以文化闡揚佛法是實現(xiàn)佛教中國化、本土化、現(xiàn)代化的權(quán)巧方便。”現(xiàn)代中國佛教界,應該認真地認識學者們的新觀點,吸收其中的有用之處,通過轉(zhuǎn)化與變通,仍然能夠落實到佛法的信仰與實踐,佛教才具有更大的耐力與潛力。

　　二、佛學研究的立場

　　我們佛教界非常不喜歡那些考證的文章,這是因為害怕自己信仰的神圣性遭到攻擊。當然,這跟中國佛教界一向重信仰、重修持、重傳統(tǒng)有關系;另外,一些應用考證法的學者,難免草率、武斷,從而引起佛教界的憂慮、厭惡。但是,這同時表現(xiàn)了我們佛教界兩點軟弱的地方:首先、底氣不足,我們一向宣稱佛教是智慧的宗教,佛陀的教法是最圓滿的,既然是真理,為什么會害怕別人研究、考證?其實,在佛陀時代,總是有許多外道前來問難,佛陀總是以他的偉大智慧將其度化,讓他歸依佛教。反觀中國佛教史,尤其是“法難”的時代,來自儒家、道教的種種詰難,高僧大德們都能夠給予圓滿的回答,無論是“老子化胡”,還是“夷狄之辯”,他們都能從佛教的立場進行答復。底氣不足的原因,非常簡單,因為我們自己也搞不懂,只是覺得很受傷害、很無奈。所以,其次表明佛教界缺乏反駁、辯難的能力,通讀《高僧傳》,我們對那些高僧們的學識、修養(yǎng)、辯才、勇氣等方面,只能贊嘆和感嘆。即使在民國的時候,面對學術界的一些問題,如“佛法非宗教非哲學”、“大乘佛教非佛說”、《大乘起信論》、《楞嚴經(jīng)》等問題,我們佛教界總能從自己的觀點給予回應,雖然這些問題都沒有定論,但這正是民國佛教界的努力,否則的話,我們對那些結(jié)論只能表示“遺憾”。所以,佛教界要通過許多場合來表達我們自己的聲音,如果我們喪失了發(fā)言權(quán),就等于放棄我們二千五百多年的傳統(tǒng)。

　　首先,佛教徒從事佛學研究,必須重視我們信仰的宗教性,即佛法不共于世間的特性。雖然從哲學、文化等角度來研究佛法,提出“佛教哲學”、“佛教文化”,有非常高的成就,并且也為佛教進入社會生活提供了媒介、手段。但是,佛教作為一種教化,總是有其宗教的信解傳統(tǒng),如佛陀十力、四無所畏等功德,佛教的五眼、六通等神秘領域。所以,這是屬于我們信仰與宗教領域內(nèi)的宗教事實,不能以我們現(xiàn)代人的想法,或者以無信仰的態(tài)度去研究,認為那是一種“神話”、“傳說”。所以,應該要重視佛教信仰的神圣性、主體性,這不是通�？甲C所能得出的。如肉身不化、臨終時的種種瑞相、平常修行中的感應,這是一種事實,這就是佛學研究的宗教性。其次,佛學研究應該注重考察佛法的真實與方便�！叭舴鸪鍪�,若不出世,法性法住”,這是指諸法的恒常普遍性。但是,真理一旦用言語表達出來,佛法的思想、制度等在世間流傳,便受到無常法則的支配。因此,佛法在適應眾生的根機過程中,便會因時、因地、因人而有種種方便。無論是漢傳、藏傳、南傳等語系佛教,從根源來說,都是印度佛教在不同地區(qū)、不同時代的不同弘傳。從演變來說,又受到當?shù)孛褡逦幕�的影�?與時代的推移。

　　所以,研究佛法必須從在這些不同風格的佛教形態(tài)中,抓住佛法的根本與真實,理解佛法的特質(zhì),探討佛法的真實意趣。以究竟真實為準繩,而統(tǒng)貫衡量一切法門。這樣,我們看印度佛教從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一直都有一種內(nèi)在的生命與精神,而不是“進化論”的演變。如唯識佛法中,從無著、世親的初期唯識,已經(jīng)基本上奠定阿賴耶緣起、三性三無性、種子、影像等理論,這樣以后的陳那、護法,一直到中國的玄奘、窺基,都沒有離開這些根本思想。研究中國佛教的學者,很喜歡強調(diào)印度佛教的“中國化”,但是“中國化”的佛教仍然是整體佛教的一部份,仍然是佛陀教法在中國流傳的形態(tài),佛法的教化精神依然是在指引著眾生走向解脫。

　　但是,佛法在世間無法避免方便適應性,這是世界悉檀,便于佛法的弘傳。當然,這些適應與方便,難免引起一些副作用,時間一久便成為“流弊”。如懺法的發(fā)展,本意在于懺悔業(yè)障而清凈,從而能夠更好地持戒、修行;但是,為了適應民間習俗,經(jīng)懺佛事的盛行,反而成為一種“障礙”,致使佛教遭到許多責難與批評。因此,學術研究旨在于厘清這些方便的源流與發(fā)展,為我們清除這些“腫瘤”提供切入點與方案。

　　在佛法的化世導俗過程中,真實與方便都是離不開的。而且,佛教在一定時空流傳已久,便會形成一些傳統(tǒng)。如中國佛教的農(nóng)禪并重、素食護生等都是固有的光榮,也是中國佛教延續(xù)的重要力量,值得我們?nèi)フ湎АＫ��?我們研究佛法,便不能說“素食”不是印度佛教本有的,從而加以廢除,這是有違于佛法的本意。所以現(xiàn)代佛學者,應有更廣大的心胸,樹立超地區(qū)、超宗派的崇高信仰──“惟佛法的真實是求,惟現(xiàn)代的適應(不違佛法而適應時代,不是隨俗浮沉)是尚”(印順法師語)。對于傳統(tǒng)、固有的思想、制度、禮俗等,應作善意的探討,而不應以指責呵罵為目的。真正的佛學研究者,要有深徹的反省的勇氣,探求佛法的真實,而求所以適應,使佛法有利于人類,永為眾生作依怙!

　　最后,佛學研究應該有包容性,能夠容忍與贊嘆不同的觀點、思想,這是佛法研究者應有的氣量與心態(tài)。我們佛教界當然要有自己的看法與認識,但是也要容忍其他的想法。異說紛紜,雖然看起來是破壞、紊亂、騷動的因素,但是這無疑會刺激和促進我們?nèi)ド钊肓私馀c探討,而且這其中還有正確與建設性的成分。即使有錯誤、粗劣的地方,也是我們參照、改進的力量。無論是中國的春秋戰(zhàn)國,還是佛教的分頭發(fā)展,百家爭鳴都會造就了輝煌與繁榮,如隋、唐、宋的佛教,宗派林立,高僧輩出,紛爭不斷,如天臺宗的“山家、山外”,禪宗的南宗、北宗等,卻成為中國佛教的黃金時代。平靜如水的佛教,可能也是藏污納垢、百病叢生的時候,也是接近滅亡的時候,這也是一種必然規(guī)律。

　　當年,鈴木大拙曾經(jīng)批評胡適在沒有獲得“般若直覺的能力”前提下,卻“著手去研究它所外現(xiàn)的一切”,其實“根本不知禪為何物”。鈴木認為這種“對禪的本身尚且沒有討論的資格,更不必說去討論它的諸般歷史背景了”。這是從信仰主義、實踐主義、經(jīng)驗主義來排斥一切非信仰、非經(jīng)驗的知識意義上的探討。其實,近二十禪宗史的研究所取得成就,恰好能夠說明學術研究的意義與價值,這就需要我們佛教界的包容心。

　　反觀現(xiàn)代佛教界,已經(jīng)很少進行一些爭論,無論是為法義,還是為一些制度、禮俗,大家都已經(jīng)習慣用一種“聲音”說話,于是便造成一種思維的惰性與行為的慣性。這樣,對佛教的發(fā)展來說,無疑是最致命的。因為信仰是需要激情的,我們卻毫無激情地擁有這份信仰,這樣會導致信仰的“荒漠化”。所以一些不同的想法,一些批評、責難的聲音對現(xiàn)代佛教的發(fā)展來說,是必要的。

　　三、推進佛學研究的方法與途徑

　　隨著佛教的進一步發(fā)展,佛教界已經(jīng)意識到佛學研究的重要性與價值,于是紛紛培養(yǎng)自己的研究人才,出版學術刊物、學術著作,舉辦學術研討會等。但是,重視這方面工作,在全國寺院來說,只有上海玉佛寺、龍華寺、河南少林寺、廣東南華寺等為數(shù)甚少的幾座寺院。從推進佛學研究來說,必須有人力、財力、物力等幾方面的綜合投資,才能真正起作用。

　　首先,培養(yǎng)佛教界高素質(zhì)的學術研究人才,這已經(jīng)成為當前佛教界在人才培養(yǎng)上的重要缺陷。雖然,佛教界用了二十年的時間辦各種佛學院,但是弘法人才、教學人才、學術研究人才仍然遠遠無法滿足佛教界發(fā)展的需要。因為,這些人才的養(yǎng)成與成長,并不是幾年的功夫就能“出山”,一位學有所成的法師至少需要十年的“寒窗苦”。但是,在急功近利的環(huán)境下,在佛教界對文化和學術還沒有形成足夠重視的情況下,“法師”的處境其實是非常的尷尬。出家人也是“人”,生活總是很現(xiàn)實的,當一位出家人讀了十年書以后,發(fā)現(xiàn)自己遠遠比不上那些在寺院從事管理的同道。讀書、學習總是需要錢,無論是出國留學,還是到國內(nèi)大學讀書,經(jīng)濟總是首要的,這筆錢由誰來負擔?所以,大陸佛教界在感嘆臺灣佛教界擁有多少博士、碩士時,是否想到我們是否花心血去培養(yǎng)?我們佛教界在搞慈善事業(yè)時,捐款都是幾十萬、上百萬,可是對出家人自己卻是非�？量�,佛學院永遠都是經(jīng)費緊張,學僧們永遠沒錢去買書。

　　一位年輕出家人的成才,尤其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出家人,需要整個佛教界提供一種成長環(huán)境與保障制度。我總是在追問一個問題:如果印順法師一直生活在大陸,是否能夠成為今天的印順法師?或者說,今天我們大陸佛教界是否能夠出現(xiàn)象印順法師、圣嚴法師這樣的出家人,擁有一顆熱誠的信仰心,又能在學術研究上取得非凡成就?時勢造英雄,這就是需要佛教界有這樣的環(huán)境,因為從事學術研究的出家人會給佛教徒造成“無信仰”、“不修行”的“假象”,來自這種批評與指責的壓力非常大,會使一些具有學術潛能與資質(zhì)的出家人望而卻步、退縮。佛教的多元化發(fā)展勢不可擋,我們在呼喚“大師”,是否想到我們并沒有提供產(chǎn)生大師的“母胎”。

　　而且,其中最可怕的是,當佛教界很不容易出現(xiàn)幾位學術研究人才,卻毫不憐惜,甚至排斥、拒絕,于是我們一邊在喊缺乏人才,另一邊卻是“資源流失”。其實,中國佛教界的領導層已經(jīng)看到這一點,七屆佛代會便指出:“從當前佛教人才培養(yǎng)的現(xiàn)狀來看,青黃不接的現(xiàn)象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一方面是許多老一輩高僧大德相繼辭世,另一方面有相當部分的青年僧人得不到很好的培養(yǎng)和使用;一方面缺少有堅定信仰的佛教管理人才,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學修兼?zhèn)涞纳�才得不到重�?一方面缺乏高素質(zhì)、高學歷的人才,另一方面培養(yǎng)的僧才嚴重流失,學成的也未能很好使其發(fā)揮作用�！边@二十年,中國佛教界到國外留學、進大學讀書的學僧已經(jīng)高達五十多位,可是回國、回佛教界從事弘法和教學者總是寥寥無幾,這不能怪他們不愿意回來,關鍵現(xiàn)在哪個寺院和機構(gòu)愿意“收留”他們,哪個寺院愿意說提供足夠的資金,不需要你們干任何事情,只要好好讀書、寫作就行了?所以,這是目前中國佛教界在人才培養(yǎng)上的“黑洞”,如果長期這樣下去,人才流失是無法改變的。所以,佛教界只有祛除功利心,為這些人提供一個穩(wěn)定、寬松的環(huán)境,能夠讓這些人能夠安心地呆在佛教界從事學術研究,哪怕是保護“古董”、“文物”也行,畢竟人才難得!我總是設想集中全中國佛教界的力量,建一所研究院來聚集、保護佛教界的學術研究人才,作為人才儲備基地,或者說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應該發(fā)揮這樣的作用,這樣辦佛教大學、各種文化弘法事業(yè)才有真正的“軟件”與“內(nèi)存”。

　　其次,我們不僅要自己培養(yǎng)人才,更要引進學術界的力量,加強與學術界的合作,佛教界這幾年的經(jīng)驗已經(jīng)證明這一點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在這種教界、學界強強聯(lián)合的過程中,佛教界的“劣勢”會造成許多誤區(qū),也會引起一種“崇洋媚外”的心理。因此,重視佛教界自身的力量,讓有限的人才發(fā)揮最大的作用,讓我們佛教界的人才在與學術界的交流與磋商中,得到成長,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佛教界推進佛學研究的主體性問題。我們除了尊重學術界的立場與觀點以外,也要引導他們尊重我們的信仰與觀點,否則的話我們真有點“請人來罵自己”的感覺。

　　最后,推進佛學研究最終是要落實到弘法與實踐。佛教的發(fā)展需要各種參照體系,因此佛學研究應該具有以古為鑒的意義。我們面對現(xiàn)實佛教界的種種困境,希望能夠從古代佛教的發(fā)展與源流中,找到一種脈絡與線索,從而能夠?qū)Ξ斀穹鸾痰陌l(fā)展提供參照意義與建設方法,這就是佛教推進佛學研究的主動性。因此,我們可以自己設立一些課題,邀請專家學者共同合作,來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這樣的研究往往具有現(xiàn)實意義與弘法價值。這樣,我們出版刊物、學術著作,都是具有一定的針對性與目的性,更能達到弘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