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大師與閩南佛學院

　　太虛大師與閩南佛學院

　　作者:演啟

　　太虛大師生前創(chuàng)辦和主持的佛學院多所,現(xiàn)在唯有閩南佛學院在妙湛老法師的宏深愿力之下,得以復辦。在紀念大師百年誕辰的時刻,緬懷大師的悲智,可以激發(fā)我們解行并進,振興佛陀的家業(yè),從而認識到現(xiàn)代僧青年應如何從老一輩手中接過接力棒呢?這是我撰寫此文的動機。

　　一九二四年,由轉逢和尚把南普陀寺改為十方叢林,推選會泉法師為第一任方丈,并創(chuàng)辦閩南佛學院。于一九二七年,會泉法師三年方丈任屆期滿,由常惺法師推薦太虛大師為主持,派轉逢和常惺二人赴滬禮請,蒙大師俯允,即偕二人來廈。四月二十九日大師在南普陀舉行進寺禮,同時兼任閩南佛學院院長。由于大師要四方弘法,不能時常在寺領眾,寺務就以轉逢和尚為都監(jiān),轉岸法師為監(jiān)院。十月十七日,大師在廈門主持閩南佛學院開學典禮,會覺、惠庭為教師。大師自兼任院長后,就馬上整頓教務,加強師資力量,使閩院成為我國著名的佛教學府。隨后又為學僧講了《救僧運動》略謂:“住持佛教,必須有出家的真僧,所論救僧之道,積極則真修實證以成果,舍身利眾以成行,勤學明理以傳教。消極則自營生計以離譏,嚴擇出家以清源,寬許還俗以除偽。”就大師觀之,佛法唯是隨宜適化,如出家而有益于佛教則出家;若在家而更有益于佛教則在家。由此可了解大師對于佛法之心境,非同一般。現(xiàn)實證明,佛法是可以存立在世界上的,惟僧眾能否保存在世界上,尚成問題。因為科學及人文主義思想再度重占當今世界文化思潮,一個國家的佛教水準,決非靠寺院的巍峨,僧人數(shù)目的眾多便能提高,最主要的還是佛教研究的成就。佛教事業(yè)的發(fā)展迫切需要三方面的人材,第—,所培養(yǎng)的學僧能直接進入僧團接受鍛煉,協(xié)助搞好寺院工作,第二,佛教教育內部的師資和佛教義理研究人材,第三,在佛教國際交流上,需要一批既懂內學又有較高造詣的外語人才。在科學如此高度發(fā)達的今天,要振興佛教,開展佛學研究,首先必須接受歷代大德的研究成果,增進各佛教系統(tǒng)(漢語系、藏語系、巴利語系)間的彼此了解,并綜合各支教法之長,融匯而成為一個新的整體。其次,應將不變和不朽的佛法教義,利用當今科學發(fā)展的新成果,結合現(xiàn)代的實際情況,加一新的解釋和表達,以適應今日之需要。

　　同年,大師在閩院還為學僧們講了《行為學與唯根論及唯身論》、并著《自由史觀》及多種評論世學之作,還應邀到全國各地講經說法,宣揚改革佛教。是年冬,大師在靈隱寺,閩院發(fā)生學潮,院務寺務均陷停頓;惠庭及學生代表巨贊去杭州迎請大師,大師即委托大醒、芝峰前往整理,始復正規(guī),大醒至廈不久,即編行《現(xiàn)代僧伽》刊物。

　　一九二八年夏,大師赴歐美各國襄游弘揚佛法,歷經法、比、荷、德、英、美各國,為我國佛法傳到西方的第一人。到處備受友邦學者歡迎,報紙雜志皆紛紛報道其言行,歐美人士對東方文化仰慕深切,各大學各學會紛紛請大師演講,接應不暇。大師先后與巴黎、倫敦、柏林的學者成立世界佛學院,確定宗旨為“昌明佛學,陶鑄文化,增進人生之福德,達成世界之安樂。"直至第二年四月歸國,即于武昌佛學院召開世界佛學院第一次籌備會,唐大圓為主任,后將武昌佛學院改為世界佛學院漢英語系,繼又改成武昌世界佛學院圖書館,閩南佛學院改為世界佛學院漢日語系。

　　一九二九年春,大師弘化南京、北京等處。院務與寺務,一切如舊。佛學院設備如圖書館、閱覽室等等,逐漸增至完備,以利于學僧知識提高,并得到辦事經驗。到秋天,學僧數(shù)目增加到八、九十名,分為二部教授,即專修與普通二部,以冀速成人材。冬天,大師回閩院講《真實義品》和《中國學僧現(xiàn)時應取的態(tài)度》,大師說:“學僧求學應取的態(tài)度,首先應當決定的是:一、根據(jù)佛學的真理,二、適應現(xiàn)代的社會�！背Ｑ哉f,“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要運用在世間,作應該做之事,這才能使佛教在世界人類中,自然地有一種教化的力量。這種教化的力量,能使運動成功,更進一步,即能成為普遍的佛教教化,而使世界民眾皆有受佛教教化的機會。學僧要達到這些目的,必須做到如下兩點:第一、對于佛教的本身要有深切認識和信仰,第二、對于現(xiàn)代世界潮流的狀況,對它的地位與價值,有極深刻的明了和體驗。養(yǎng)成了這種“獨立不倚”的智力,便能深立在佛法的地位上來觀察社會,適應社會,行人所不能行,做人所不能做的大無畏的大事業(yè)。這種事業(yè)的種類,可分為以下幾條:一、教育事業(yè);二、宣傳事業(yè);三、教務事業(yè);四、慈善事業(yè);五、其它社會公益等等。僧尼應依著這幾個條件,隨力隨分在一個地方佛寺或一個縣分教團,碰到有這種機緣的時候,應當去做一個首義者,即使遇不到這種機緣,也應當去創(chuàng)造出這種事業(yè)。只有這樣,才不愧做一個當代的青年僧尼。盡管每個僧尼都能做到上述的條件,還不能說已盡責任,必須對于佛法要有真正的信仰,應從大乘的四攝六度做起。這四攝、六度,一方面對于自己有充分的修養(yǎng),即是自利,另一方面對于社會群眾的公益去親切的實行,即是利他,佛法中的修行,并不是單指念佛、坐禪為修行,菩薩萬行,是要建設于眾生的一切事業(yè)一一社會實際生活之上的。在佛教真正的意義,即是“凈佛國土”。

　　一九三O年春,閩院有二十余學僧畢業(yè),大師特設一研究部,讓畢業(yè)學僧繼續(xù)深造。選芝峰法師為研究部長,大醒法師為副研究部長。大師先后又為學僧講《大乘位與大乘務宗》、《西洋哲學與印度哲學概觀》、《佛學之宗旨及目的》,大師說:“在閩南佛學院,是要拿出精神來學佛學的。院內雖有各門學科也要從事修學,那是拿來作為宣傳和研究佛學的工具,根本是要以佛學的信念為目標的。佛學院是以佛學為唯一的宗旨,但對其余的學科也要盡量容納。如修學文學的,不但要以文學來領略佛經,還要以優(yōu)美的文學來表現(xiàn)佛理,使不知佛學的人,知道有佛教,修學哲學、科學等,也是這樣。”又說:“佛學的宗旨和目的,即自利利也�！苯又�還講《僧教育要建筑在僧律儀之上》,僧本身之約束,全在于律儀,而律之內心,則惠舍、堅忍、勤勇、定慧、敬德、救苦,慈怨、報恩諸德行。這種種善行,皆為律儀內涵之精神要素,故菩薩戒以攝善法為本質,契之于一心,施之于四體,謂之依律儀戒,發(fā)之于世間,行之于社會,謂之饒益有情戒。今之為學僧者,起心動念,行之營謀,不可不本于此1律謂紀律,儀謂威儀,個人則前后一貫,群眾則彼此和合,行動整齊,形態(tài)嚴肅,此謂律儀之自相,依此乃能使吾人改造身心,變化氣質,以構成僧伽之體格。古人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后,方乃聽教習禪,深有所以。故僧教育所修一切自利利他之佛學,皆須建筑于律儀的基礎之上。戒律對出家人來說是特別重要的,只有持戒才能逐漸完成僧格,記得弘一律師曾經說過,要使正法久住,必須弘揚四分律。由此可見戒律的重要性。

　　是年,大師又為學僧講《改革僧伽制度》,大師認為:“我國寺廟制度,多按禪宗的清規(guī)建立起來的。近代因為道高德重的長老不多,清規(guī)也逐漸失去約束的能力。且各個寺廟又都是個獨立的山頭,各有家風,所謂‘出門三五里,各處一家風’。這樣就使禪門的清規(guī)變成名存而實亡。加上這些寺廟大部分在山區(qū),使僧眾脫離社會,脫離群眾的清高奇怪惡習。"他又對《現(xiàn)代佛教評論》編者說:“僧伽高者隱山靜修,卑者賴佛求活,惟以安分坐享為應分,此我國僧尼百年來之弊習,而致使佛化不揚,為世垢病之一大原因也。"大師曾提出整理僧伽制度的口號,作《整理僧伽制度論》發(fā)表于一九一五年。一九二七年發(fā)表《僧制今論》。一九三O年又改變觀點,提出“建僧大綱”,主張全國寺廟不分宗派,建立統(tǒng)一的三級僧制:即學僧、職僧制、德僧制。

　　大師重訂建僧計劃后,講題為《建設現(xiàn)代中國僧制大綱》,以三寶之信產生僧格,以六度之學養(yǎng)成僧格。又對院眾講《彌勒經大意》,對寺眾講《普門品》。時閩院已成立研究部,大師分設“法相唯識系”、“性空般若系”、 “小乘俱舍系”、 "中國佛學系”、“融通應用系”由研究員自由選習。這年大師第二任方丈三年期滿,經大眾懇請連任南普陀寺住持并兼院長,于佛誕日講《紀念釋迦牟尼》。大師留閩院期間,應世界書局之約,改編《佛學概論》為《佛學ABC》以行世。并應廈大之約講《佛學在今后人世之意義》,又講《民間與佛學》于雙十中學。大師并于閑暇時閱閩院藏書而作短評多種。后應華北居士林之邀請,并講《華嚴經普賢行愿品》,又創(chuàng)柏林佛學院于北京柏林寺,后改為世界佛學院漢巴語系。旋又往四川各地講學弘法,成立漢藏教理院于縉云寺,后又改為世界佛學院漢藏語系。

　　一九三一年春,大師看到閩院內佛學教授太少,而把研究部學僧成績尚佳者提為助教,加強師資力量,提高學僧的佛學水平,使每人都能得到佛法的受益。后大師應鼓浪嶼武榮中學校長之請,講《釋迦牟尼的教育》。在中華中學講《亞歐美佛教之鳥瞰》。又應閩南信眾請,在蔡慧誠居士的涌蓮精舍講《唯識三十頌》。并著作《相宗新舊兩譯不同論書》。又書格言當勉信眾。其文內容是:

　　1、執(zhí)持正法攝諸長幼:謂深信佛教之正法,以攝化若老若幼之群眾也。

　　2、一切治生諧偶,雖獲俗利而不以喜悅:謂經營實業(yè),治理生產,而能輕財樂施也。

　　3、游諸四衛(wèi)饒益眾生;謂作社會教育家、慈善家也。

　　4、入治正法救護一切:謂政治家、法律家,軍事家,當存救世救民之心也。

　　5、入講論處化以大乘:謂入諸學術研究院,研究館、講演會、討論會等,皆以大乘佛學融貫之也。

　　6、入諸學堂誘開童蒙:謂開辦小、中,大學,教育青年,啟發(fā)佛慧也。

　　以上六言,可窺知大師人間佛教的思想。處此科技迅速發(fā)達時期:如果依聲聞行果是要被詬為消極遁世的,依天乘行果是要被謗為迷信的神權的。而所依的必須是在人乘行果,依著人乘正法,先修成完善的人格,保持人乘的業(yè)報,由此向上增進,去修大乘菩薩行果�，F(xiàn)在最要緊的是;先了解佛法,正信佛法,由正信佛法,而實行佛法。就普遍的機宜上,重在從完成人生以發(fā)達人生而走上菩薩行的大乘覺路。大師又在《人生佛教》首章提示這樣的幾句話:“時至今日,則須依于全般佛陀真理而適應全世界的人類,更抉擇以前各時域佛法中之精要,綜合而整理之,故有人生佛教之集說。學佛法的人,讀盡千經萬論,若不深解人生佛教,也等于買櫝還珠�！庇衷凇都慈�成佛的真現(xiàn)實論》寫一偈是:“墮世年復年,忽滿四十六,眾苦方沸騰,遍救懷明達,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xiàn)實�！贝速噬纤木�,表大師救人濟世的悲心,下四句即表明大師致力于先成人格而成佛道。換言之,亦即“依止人生,增進成佛,發(fā)達人生,進化成佛�！�

　　同年秋天,大師回閩院為學僧開講《大乘宗地論》、《學僧修學序要》,以“立志的標準”、“為學的宗旨”、“院眾的和合”、“環(huán)境的適應”為訓。嚴格要求學僧。是年冬,因大悲殿建筑,大師乃到處奔走,四方募資,才建成現(xiàn)有閩南特色的寶殿,并書“大悲殿。三字,又在殿內塑觀音菩薩坐像,三面加雕四十八臂觀音像三尊,重新貼金裝修。殿后親書一幅聯(lián)語:

　　五老此留形清凈為心皆補怛

　　普門無定相慈悲濟物即觀音

　　一九三二年十月,大師應請為奉化雪竇寺住持。月底,大師回廈門,于閩院開示《現(xiàn)代僧教育的危亡與佛教的前途》,極力評擊士大夫式的法師,勉勵學僧努力學習,不是學個講經的儀式,要學能實行佛法,建立佛教,昌明佛法,養(yǎng)成既能勤苦勞動又能過淡泊的生活,這樣佛教才有希望。十一月十二日,大師應新青年會之請,講《新青年與救國之新道德》。十二月一日,大師于閩院講《佛教的教史教法和今后的建設》,綜合了歷年來對于佛法之條貫統(tǒng)攝,做了改進佛教的論述。三日,大師與本寺兩序大眾商退住持及院長職,議請常惺法師繼任。由常惺法師料理一切寺務院務。大師又因會泉法師之請,為廈門各界講《大乘心地觀經》,又因潮州人士熱烈歡迎,往潮洲弘法一周,又應廈門大學之請,為之講《法相唯識學概論》。

　　綜上所述,大師在閩南佛學院雖僅有短暫的六年時間,但培育的僧才和對閩南佛教的貢獻實難思量。在大師其后數(shù)十年的弘化中,閩院遂成為他教育事業(yè)的中心。大師的一生,就是根據(jù)佛陀的教育,以完美人生為目的,以凈化人間為事業(yè),為國為教,奮斗不巳,實是大菩薩的行略,正如他在《五十自題》中說:“我今學修菩薩行,我今應正菩薩名,愿皆稱我以菩薩,比丘不是佛未成�！边@是何等偉大的自白,我們一定要效法大師的精神,繼承他的遺志,為佛教弘揚光大,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