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有關(guān)之早期高僧
巴渝有關(guān)之早期高僧
佛教傳入中國,學(xué)界認為始于西漢,歷三國、兩晉、南北朝,五百年間,本土高僧競起,至于南朝梁代,有慧皎大師綜達眾家僧錄,撰《高僧傳》傳世,方知諸家撰述,流行于世。如梁慧皎《高僧傳序錄》所云:
漢之梁,紀歷彌遠,世涉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起,群英間出,迭有其人。眾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齊,偏敘高逸一跡。沙門法安,但列志節(jié)一行。沙門僧寶,止命游方一科。沙門法進,延通撰傳論,而辭事闕略,庰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歸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俊《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記》、太原王延秀《感應(yīng)傳》、朱君臺《徴應(yīng)傳》、陶淵明《搜神錄》,并傍出諸僧,敘其風(fēng)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疎闕。齊竟陵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敘,辭旨相關(guān),混濫難求,更為蕪味,樼鹜踅硭渡贰,意似該綜,而文體示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余僧,所無甚眾。中書郎郄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秀《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古今;務(wù)存一善,不及余行。
慧皎大師所錄僧傳,彭城劉俊所撰《益部寺記》,為巴蜀最早記載佛教僧寺的文獻,可惜已湮滅無聞。自晉·常璩撰《華陽國志》,巴蜀之有志書二十余種,傳之清代,巴渝撰述《府志》、《廳志》、《縣志》甚多,其中多有高僧之記載。然佛教早期之巴渝高僧,非常稀缺,論其原因種種,不外戰(zhàn)亂及多民族聚居,或受傳統(tǒng)巫術(shù)抵捂等有關(guān)。
漢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前139~前126),張騫出使西域期間,曾在大夏見到從印度販運去的蜀布、邛竹杖,說明當(dāng)時中印之間已有民間通過蜀地往來,可能佛教也隨之傳入漢地。近年考古發(fā)現(xiàn),東漢時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豐都出土陶佛像,屬于東漢時期。佛教經(jīng)典傳入中國,始于漢元壽元年(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浮屠經(jīng)(佛典)。東漢明帝于永平八年(65)賜楚王英詔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此為文獻所傳最早之中國佛教組織。當(dāng)時人以為佛教是一種神仙方術(shù),故桓帝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門視同方士。雖巴渝有東漢佛像出土,只能證明佛教在巴渝已有活動。
三國時期,巴蜀為劉備所據(jù),而佛教偏興于魏土吳地,如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門如曇柯迦羅、曇諦、康僧鎧等先后來到魏都洛陽,從事譯經(jīng);支謙康僧會等前往吳都建業(yè)(今江蘇南京)弘法。支謙深得孫權(quán)禮遇,拜為博士;并為康僧會建立寺塔。曇柯迦羅、曇諦精于律學(xué),譯出摩訶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一卷。主張僧眾應(yīng)遵佛制,稟受歸戒,為漢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曇諦也在白馬寺譯出《曇無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鎧還譯出《郁伽長者所問經(jīng)》和《無量壽經(jīng)》等4部。巴蜀在三國時期曾為張氏根據(jù)地,盛行五斗米教,諸葛氏持朝綱,傾心方術(shù),喜天文地理術(shù)數(shù)等,重用術(shù)士,于重視理性思惟的佛教傳播,有一定負面作用。這是巴蜀在三國時期無佛教記載的根本原因。
一、晉代高僧在巴渝
魏統(tǒng)三國,兩晉繼之,佛教在巴蜀地區(qū)進入活躍時期。此時多有高僧行化于巴蜀。巴渝地區(qū)非蜀地重鎮(zhèn),但長江通道卻是大德高僧出入巴蜀的重要旅途。
道安大師遣弟子法和入蜀!陡呱畟鳌肪砦濉读x解·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載,道安大師因冉閔之亂,告誡徒眾云:“今天災(zāi)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率眾入王屋、女休山等地。后慕容俊進犯,避走襄陽,行至新野,謂徒眾曰:“今遭兇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現(xiàn)在提到“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實則是徒眾太多,要求大家各安其份,弘法四方的教言。道安派法汰到楊州,法和順流入蜀,謂蜀“山水可以修閑”!陡呱畟鳌ちx解二》有《晉蒲坂釋法和》,謂法和“榮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xué),以恭讓知名”,是一位知名的論師。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群”。說明法和曾在巴渝之地弘法,并受到群眾的歡迎。后法和曾參與道安“詳定新經(jīng),參正文義”,成為生死自在的大德。
曇翼大師兩過巴渝。《高僧傳》卷五《義解二·晉荊州長沙寺釋曇翼》載,造長沙寺供奉阿育王造佛像的曇翼大師,“姓姚,羌人也;蛟萍街萑恕D晔出家,事安公為師。少以律行見稱,學(xué)通三藏,為門人所推。經(jīng)游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為設(shè)中食,躬自瞻奉。見翼于飯中得一粒谷,先取食之,璩密以敬異,知必不孤信施。得后餉米千斛,翼受而分施!贝淌访成钚佛法,在巴蜀延請高僧,大力推行佛教。曇翼后隨長江出峽,住長沙寺。不知師曾于巴渝弘法否,然兩過長江三峽,一上一下,必有因緣哉。
慧遠大師弟慧持經(jīng)巴渝入蜀弘法!陡呱畟鳌肪砹读x解三·晉蜀龍淵寺釋慧持》載,慧遠大師之弟慧持法師,其住江夏,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矚峨嵋,振錫珉岫,乃以晉隆安三年(399)辭遠入蜀”,“止龍淵精舍,大弘佛法,井絡(luò)四方,慕德成侶,刺史毛璩雅相崇挹”。蜀地沙門慧巖,僧正僧恭,都是一方大德,也遠來歸服;鄢执髱熃(jīng)巴渝入蜀,影響所及,遍及四方,巴地多有僧侶,前往參學(xué)。
由佛轉(zhuǎn)道的范材出峽弘道。《高僧傳》卷十《神異下·晉襄陽竺法慧》載:“時有范材者,巴西閬中人,初為沙門,賣卜于河?xùn)|市。徒跣弊衣,冬夏一服,言事亦頗時有驗。后遂退道染俗,習(xí)張陵之教云!狈恫挠煞疝D(zhuǎn)道,傳習(xí)五斗米道,多有神異,經(jīng)巴渝東下,在襄陽一帶以賣卜為生。
晉代巴蜀已流行火葬之法!陡呱畟鳌肪硎弧稌x廣漢閻興寺釋賢護》,載賢護參禪習(xí)律,于晉隆安五年(401)卒,口出五色光明照滿寺內(nèi),“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既而支節(jié)都盡,唯一指不然,因埋之塔下”,說明蜀中已流行火葬之法,當(dāng)影響巴渝地區(qū)。
佛教重視生死之事,高僧圓寂,多建塔以奉舍利靈骨等。巴蜀地區(qū)為高僧造塔之史實,如《高僧傳》卷十一《習(xí)禪·晉蜀石室山釋法緒》載,法緒為高昌人,常在塚間行頭陀行,虎狼不傷,盛夏于石室中舍命,“七日不臭,尸左側(cè)有香,經(jīng)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shù)里。村人即于尸上為起塚塔焉”,此巴蜀為高僧起塔之重要文獻也。
《高僧傳》卷十二《誦經(jīng)·晉蜀三賢寺釋僧生》,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住三賢寺,誦法華,習(xí)禪定。
二、南朝宋齊高僧在巴渝
南北朝時期,特別是南朝宋、齊、梁、陳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篤信佛教,四次舍身入寺,建立了大批寺院,親自講經(jīng)說法。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眾常有萬人。北朝歷代帝王總體上扶植佛教,雖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發(fā)生過禁佛事件。北魏文成帝在大同開鑿了云岡石窟;孝文帝遷都洛陽后,為紀念母后開始營造龍門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經(jīng)共計415部,1919卷,有寺院約3萬余座,僧尼約200余萬人。北齊僧官管轄下的僧尼有400余萬人,寺廟4萬余座。在南北朝時,有大批外國僧人到中國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真諦、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國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學(xué),如著名的法顯、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禮,攜回大批佛經(jīng)。巴渝地區(qū)屬南朝地域,佛教此時進入活躍期,大量高僧蒞臨弘法。
(一)南朝宋代高僧在巴渝
畺良耶舍三藏來巴渝傳禪道。梁《高僧傳》卷三載宋京師道林寺畺良耶舍,譯名時稱,是一位三藏兼通的大禪師,元嘉之初到京師(今南京),住持鐘山道林寺,深受神僧寶志的崇敬。于元嘉十九年(442),經(jīng)三峽“西游岷蜀,處處弘道,禪學(xué)成群”。既然大師處處弘道,經(jīng)忠州萬州,過渝州,弘法利生之事,雖未見典籍,然亦可知有其事實。
慧叡大師經(jīng)巴渝西天取經(jīng)!陡呱畟鳌肪砥摺读x解四·宋京師烏衣寺釋慧叡》云,慧叡為冀州人,少年出家,“執(zhí)節(jié)精峻,常游方學(xué)”,經(jīng)長江西游,“經(jīng)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經(jīng)商人救濟得還,至南天竺取經(jīng),后還京師,止烏衣寺。
行化巴蜀的道汪大師!陡呱畟鳌肪砥摺读x解四·宋蜀武擔(dān)山釋道汪》載,道汪為慧遠大師弟子,善涅槃學(xué)。曾在梁州被羌族所迫,念觀音得救。后來到成都弘法,“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準備迎請道汪,道汪的弟子費文淵上書蜀刺史張悅云:“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fēng)霜彌峻,卓爾不群,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闔境之論,僉曰非宜。鄙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愿鑒九俗之誠,令四輩有憑也!焙笏涡⑽涞壅垶橹信d寺住持,固辭不就。
游歷巴蜀弘法的神僧邵碩大師!陡呱畟鳌肪硎渡癞愊隆に吾荷酵ㄔ扑律鄞T》云:“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螝v益部諸縣,及往蠻中,皆因事言謔,協(xié)以勸善!庇谒卧赵(473)卒于岷山通云寺。以神通見示,與當(dāng)時巴渝地區(qū)流行五斗米教及方術(shù)有關(guān)。
示幻滅神異于江岸的慧安大師!陡呱畟鳌肪硎渡癞愊隆に谓晟箩尰郯病份d,慧安多有神跡,得火光三昧。曾隨商人經(jīng)長江入湘川,患疾極篤,下船即亡于岸邊,有火光從身而出!皶r蜀中又有僧覽、法衛(wèi),并有異跡,時人亦疑得圣果也”!陡呱畟鳌肪硎渡癞愊隆ち壕⿴熱尡UI》載:“時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亦并有神力云!贝耸袢苏,亦有巴渝人之可能也。
遷流岷蜀的曇弘禪師。《高僧傳》卷十一《習(xí)禪·宋偽魏平城釋玄高》載:“昔長安曇弘法師,遷流岷蜀,道洽成都!贝藭液虢(jīng)長安來巴蜀弘法之史實。
不食人間煙火的廣漢高僧法成大師!陡呱畟鳌肪硎弧读(xí)禪·宋廣漢釋法成》載,法成“學(xué)通經(jīng)律,不餌五谷,唯食松脂,隱居巖穴,習(xí)禪為務(wù)!狈ǔ刹皇橙碎g煙火,通于經(jīng)律,以禪為務(wù)的特色,此巴蜀僧佛道兼修的史實。
與玄高禪師齊名的慧覽傳禪于巴蜀。《高僧傳》卷十一《習(xí)禪·宋京師中興寺釋慧覽》,慧覽為酒泉人,姓成,與玄高大師“俱以寂觀見稱”,曾至西域受戒,并在于填傳戒,教導(dǎo)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令于蜀立左軍寺,覽即居之!焙蠼(jīng)長江東下,止鐘山定林寺,后敕住中興寺。
玄高弟子僧隱律師弘通巴蜀!陡呱畟鳌肪硎弧睹髀伞に谓赆屔[》,師八歲出家,長齋持戒,妙通十誦,誦法華維摩,并從西涼州玄高法師學(xué)禪!案吖,復(fù)西游巴蜀,專任弘通,頃之東下,止江陵琵琶寺”。至劉宋時,律學(xué)已在巴蜀地區(qū)得到傳播。
由道轉(zhuǎn)佛,苦行燒身的僧慶大師!陡呱畟鳌肪硎锻錾怼に问裎鋼(dān)寺釋僧慶》,師為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道,十三出家,止義興寺!跋壬崛,末誓燒身,漸絕糧粒,唯服香油。到大明三年(459)于蜀城武擔(dān)寺西,對其所造凈名像前,焚身供養(yǎng),刺史張悅躬出臨視”。張悅為蜀地著名刺史,對佛教采取扶持的態(tài)度,并延請大量高僧來蜀地弘法。僧慶大師苦行亡身,周時亦有益部僧釋僧崖燒身供佛之事,可見極端苦行及亡身之風(fēng)氣,延至巴蜀。
(二)南朝齊代之高僧
慧觀大師弟子法瑗經(jīng)巴渝下南京,成為一代大德。《高僧傳》卷八《義解五·齊京師靈根寺法瑗》,法瑗一兄為魏尚書,二兄為芮芮國師,俸以三千戶。從竺慧開出家,于元嘉十五年(438)還梁州,下成都,經(jīng)長江“東適建鄴,依道場慧觀為師”;塾^為著名的譯經(jīng)大師。
考察巴蜀佛跡及阿育王塔的高僧玄暢大師!陡呱畟鳌肪戆恕读x解五·齊蜀齊后山釋玄暢》載,著名的禪師玄高的弟子玄暢,在荊州長沙寺與沙門功德直譯出《念佛三昧經(jīng)》等后,“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西適成都。初適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跡等十六神像,至?xí)N明三年(479),又游西界,觀矚岷嶺,乃于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jié)草為庵!谑欠褐蹡|下,中途動疾,帶患至京,傾眾陰望,止住靈根,少俄而卒。春秋六十有九!毙䲡炒髱熢鴥纱谓(jīng)巴渝之地,到涪陵禮拜過相思寺佛跡及阿育王塔。其弟子法期,蜀郡陴縣人,先從智猛學(xué)觀法,后隨從玄暢游學(xué)蜀地。(見《高僧傳》卷十一《習(xí)禪·宋荊州長沙寺釋法期》比玄暢稍早一點來巴蜀禮佛跡的尚有晉代慧達大師,曾發(fā)掘出金陵長干寺、鄮縣阿育王寺的舍利塔。
北山二圣之一的法紹大師,經(jīng)巴渝東下,貴為一國之師!陡呱畟鳌肪戆恕读x解五·齊瑯琊山釋法度》云:“時有沙門法紹,業(yè)行清苦,譽齊于度(法度),而學(xué)解優(yōu)之,故時人號曰‘北山二圣\’。紹本巴西人(綿陽市),汝南周颙去成都,招共同下,止于山茨精舍。”汝南周颙是著名的文豪,而巴西法紹與之交流,并從巴渝東下,后為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之師。
僧隱律師弟子法琳,于巴蜀弘揚凈土教法!陡呱畟鳌肪硎弧睹髀伞R蜀靈建寺釋法琳》,法琳律師研心十誦,從隱公學(xué)律,“益部僧尼,無不宗奉,常祈心安養(yǎng),每誦無量壽及觀經(jīng),……齊建武二年(495),寢疾不愈,注念西方,禮懺不息”。凈土本有彌勒凈土、極樂凈土、藥師凈土等類,法琳所弘,為西方極樂世界之凈土教法。
經(jīng)長江四過巴渝的智稱大師。《高僧傳》卷十一《明律·齊京師安樂寺釋智稱》,魏冀州刺史徽之后,宋孝武時,隨益州仰禪師于下都學(xué)習(xí),后隨仰“反汶江,因扈游而上,于蜀裴寺出家”,精于律部!昂髺|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禪律”,后余杭寶安寺釋僧志請還鄉(xiāng)講十誦,“云棲寺復(fù)屈為寺主,稱乃受住……傾之反(返)都”。
誦經(jīng)弘教的益州法定及僧侯大師。《高僧傳》卷十二《誦經(jīng)·齊上定林寺超辯》云:“時有靈根釋法明、祇洹釋僧志、益州釋法定,并誦經(jīng)十余萬言,蔬苦有致德!笔呤痴b經(jīng),操作獨立,法定大師持十萬余言,記憶過人,被錄入高僧之列。《高僧傳》卷十二《誦經(jīng)·齊京師后岡釋僧侯》云,“蕭惠開入蜀,請共同游,后惠開協(xié)同義嘉,負罪歸闕,侯乃還都”。僧侯大師兩過巴渝。
經(jīng)巴渝西行求取佛牙舍利的法獻大師!陡呱畟鳌肪硎杜d!R上定林寺釋法獻》,“先聞猛公西游,備矚靈異,乃誓欲忘身,往觀圣跡,以宋元徽三年(475)發(fā)踵江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經(jīng)芮芮,既到于闐,欲度蔥嶺”,得佛牙一枚,舍利十五身。此佛牙今存北京八大處靈光寺內(nèi),曾到緬甸、臺灣等地巡回供奉。
精于音韻梵唄的曇憑大師及善于轉(zhuǎn)讀的僧令道光大師!陡呱畟鳌肪硎督(jīng)師·齊白馬寺釋曇憑》,犍為南安人,止白馬寺,“后還蜀,止龍淵寺。巴漢懷音者,皆崇其聲范。每梵音一吐,輒鳥馬悲鳴,行途住足,因制造孽銅鐘,愿于示來常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于此也”,“時蜀中有僧令道光,亦微善轉(zhuǎn)讀”。
影響及于巴渝的唱導(dǎo)大家慧芬大師!陡呱畟鳌肪硎冻獙(dǎo)·齊興福寺釋慧芬》,“學(xué)業(yè)優(yōu)深,苦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為大眾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
三、結(jié)語
古代巴渝地區(qū)之佛教,因資料缺如,雖歷經(jīng)數(shù)代而佛法演進,然諸文獻少有本土高僧之點滴記載。今閱覽梁慧皎大師之《高僧傳》,凡與巴渝有涉,即加以圈點,匯集而成巴渝有關(guān)之早期高僧事。事雖簡略不全,亦不加諸辨析或旁證,僅存原意,拋磚而已,以待來者廣其史冊文獻,網(wǎng)絡(luò)四方史料,再作攻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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