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雞足山古代佛寺藏書考略

　　云南雞足山古代佛寺藏書考略

　　道堅

　　內容提要:古代佛寺藏書與我國古代官家藏書、私家藏書、書院藏書并稱為四大藏書系統(tǒng),而后三家藏書系統(tǒng)皆有其特定的服務對象,只有古代佛寺藏書才是唯一全面向社會開放的藏書系統(tǒng)。本文通過文獻資料的匯集與考察,研究中國西南邊陲的云南省賓川縣境內雞足山古代佛寺藏書情況,說明古代佛寺藏書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關鍵詞:云南雞足山 佛寺藏書 《雞足山志》

　　前 言

　　佛教的特質在于啟迪人生智慧,匡正世道人心,乃至使生命界得到涅槃的升華。中國佛教非常重視文化教育,因而中國古代佛寺具有明顯的文化教育特征——包括佛教的社會教育、佛教�？平逃�等。佛門為教育之所需,廣泛收藏各類圖書資料,使之擁有較為龐大的藏經樓建筑體系,用以貯藏內(佛教的三藏十二部)外(社會各類科學)墳典。因而寺院藏書之豐富,與中國的官家藏書、私家藏書和書院藏書,共同構成中國古代藏書系統(tǒng)�？v觀佛寺藏書因緣大致有四:

　　一是佛教信仰的功德思想,即對佛經的傳播、讀寫、收藏等均有莫大的功德,也是佛教修持�；�的重要法門之一。

　　二是對法(達摩)的崇敬,即稱佛法為三寶之法寶,對于佛經的敬仰、愛護、傳習,也是佛弟子的必修功課。

　　三是佛教重視教育的特質,佛教以智慧(般若)的啟迪為特勝,對于智慧的實現,法寶被稱為文字般若,即文字也是真理的載體,從而得到佛弟子的重視。

　　四是中國固有的深厚人文環(huán)境,即中國文化對于典籍的重視與收藏,客觀上對佛教藏書提供了優(yōu)厚的人文環(huán)境。

　　一、早期雞足山佛教

　　云南大理在漢代始納入中國版圖,時為益州郡地,唐代中葉,南詔蒙氏自立為南詔國,五代后晉時,段氏繼蒙氏之后建大理國,二者均建都大理。元代忽必烈攻破云南,建云南省,置大理府。據文獻記載,佛教于唐初即傳入大理,其寺院林立,有“妙香佛國”之稱。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記》云:“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可以想見當時大理佛教之盛況。開元年間(713—741),使臣張建成將漢傳佛教傳入云南,大理佛教已形成印土、漢地、藏地傳入的格局,并相互影響,與當地傳統(tǒng)“本主信仰”融合,形成獨具民族特色的“阿吒力教”。時南詔王室敬信佛法,避位為僧的帝王就有七位,世隆建極年間(859-874)曾建大寺八百,小寺三千,使佛法遍布其國�；适疫�“遣使入朝受浮圖像并佛書以歸”,使南詔“所誦經律,一如中國”�？上�南詔時期的佛教文獻,僅存《南詔圖傳》(藏日本京都友鄰館)及玄鑒的《護國司南抄》(即《仁王護國波羅蜜多經》的手抄注疏本)。據李孝友先生考證,南詔、大理至元代,大理古國的佛教藏書極為豐富,然大理境內的雞足山藏書情形如何呢?

　　雞足山又名青巔峰,明《一統(tǒng)志》稱之九曲山,峰巒起伏,如蓮之九盤,故又稱九重巖山。明翰林李元陽《雞足山游記》謂,葉榆水之東八十里,有一山聳出,平頂向南,余三方各有山一支,如頂上之三足,故稱雞足山。山半華首門,相傳為佛陀大弟子摩訶迦葉在此守護佛衣以待彌勒,因之雞足山被尊為迦葉道場,為云南佛教的中心。三國時雞足山建有小庵,唐代擴建,在明清時佛教最為鼎盛。

　　范承勛《雞足山志》載,初有僧小澄者,與二僧結庵于此山,并于大理乞食弘化,其年代不可考。此為關于雞足山佛教的最早記載。我們應該注意這段文獻記載,其二僧止山結庵修行,并對小澄的乞食頗有異議,明顯具有中原佛教特色;小澄以神通行化,并乞食于市,類印度佛教特色。

　　《滇釋紀》卷一載,有楊波遠大士,唐永徽間(650-655)“常騎三角青牛,逍遙以游”,“后游蒼洱間,偶遇迦葉,波于三陽峰下,為設一供,陳石作案,石長丈余,闊六尺……石今猶存”。觀楊大士神通應化行跡,已明顯具有大理本土信仰阿吒力教等密教特色。

　　宋僧名慈濟,“常在洱海東北,有危石懸立峻壁,下臨深淵,師日拜佛其上,功行精嚴,屢有感應,至今呼為禮拜石,足跡猶存”。時雞足山名為青巔山,地處佛國,唐宋間多佛弟子行跡,然其所習行業(yè)典籍,概不可考。

　　元僧源空,“威楚人,三歲能誦佛號,入微溪山為僧,常游螺髻山,有虎伏巖下,后入九重巖”,此應為習凈業(yè)者。有僧普通,“趙州人,幼入雞足山出家,遍歷講席”,普通繼中峰明本(1263～1323)之后,屬臨濟禪宗。

　　來自河南的本源,至正年間(1341-1368)在大龍?zhí)渡祥_羅漢寺。據《志》載,明以前雞足山所建寺庵為數不少,如天柱山四觀峰的古代方塔遺跡;迦葉殿“原名袈裟殿……此寺創(chuàng)始先朝,年代莫考,古碑碣有云:周昭王五年丙辰,牟尼佛出世,其脫衣正在此處,故名袈裟殿,唐天寶時(742—756)供刻像于此”;石鐘寺“創(chuàng)自唐時”;圣峰寺“按此寺址為明歌坪者,凈月初建寺時掘土得碑,上云迦葉入定時,八明王歌詠頌佛于此地,古稱為明歌坪云”;傳衣寺即古圓信庵,接待寺即古福祿寺,均“創(chuàng)建自先朝,年代莫考”;隆祥寺“古名白井庵”�？梢婋u足山古寺林立,香火鼎盛,早已成為大理佛教重鎮(zhèn)。

　　明以前雞足山佛教已然興盛,但佛寺藏書已少有發(fā)現。經過考察證明,造成明以前佛寺藏書湮滅的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明政府對大理文獻的破壞。朱元璋在平定中原后,命傅友德、沐英、藍玉率大軍遠征云南。明洪武十五年(1382)滅大理,明政府便“定租賦,筑城隍,興學校,立衛(wèi)堡,瘞戰(zhàn)骨,廣屯田,撫軍儲蓄,創(chuàng)設諸司衙門”。在另一方面,明政府則采取文化滅絕政策,大力扼制、消滅大理地區(qū)的白族文化,竟將“在官之典冊,在野之簡編,全付之一燼”。致“是山(雞足山)有八大剎,有賜藏四,兵燹迭罹,半付劫灰”,當時僧慧輝為破山老人四世孫,住持迦葉殿,“睹其厄運焉�！贝藶楹茈y見到南詔及大理國文獻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干燥多風氣候易引發(fā)火災,致使佛寺屢遭回祿。大理地區(qū)每年冬季有數月干燥多風季節(jié),最易遭受火災,這也是古文獻毀滅的另一原因,從《志》中記載雞足山佛寺屢遭回祿這一點足以證明。

　　二、雞足山明清藏書

　　(一)雞足山明清請藏錄

　　元季以來,臨濟禪僧紛至沓來,結茅參禪,弘法闡教,雞足山佛教為之大興。從嘉靖起,朝廷提倡佛教,頒賜藏經于名山大川,僅雞足山就有四寺獲此殊榮,傳衣等寺則自行募化,各購得藏經一部。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之《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云:

　　明季心學盛而考證興,宗門昌而義學起,人皆知空言面壁,不立語文,不足以相懾也,故儒釋之學,同時丕變,問學與德性并重,相反而實相成焉。然前此藏經,率皆梵(竹+夾),印造不易,請施尤難,宇內叢林,有藏經者十不得一,遐陬僻壤,更終年莫睹一經矣。迨運會既開,流風遂扇,宮廷既有全藏之頒,林下復有方冊之刻,赍經之使,不絕于途,名山之藏,燦然大備。今可考見者,雞山一隅,即有藏經十部,各建專室,特設知藏,所貯與書院藏書埒,或且過之,與尊經閣之常擁虛名,藉培風水者,尤不可同日語,則當時佛教之盛,非偶然也。

　　這里陳垣指出佛教在明季受到朝野的推崇,除了官家雕藏,尚有民間的“方冊之刻”,寺院請藏之風盛行,朝廷頒藏之使不絕于途。他對雞足山藏經的考查甚為詳盡,且對佛教藏書的評價極高,所謂“所貯書與書院藏書埒,或且過之,與尊經閣之常擁虛名,藉培風水者,尤不可同日語”,可見佛寺藏書對佛教和中華民族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李仙根《雞足山藏經記》載雞足山的請藏因緣道:

　　古者天子諸侯,祭望山岳,以其能興云雨,濟化育,厥功茂也,而當世所稱四名山不與焉。然而天下士庶,無愚智賢不肖,奔趨瞻慕,仿佛靈跡為奇,特轉相告語,有恨不及見者,豈真佛法弘妙感服,固如是乎?昔大友氏四十余年,導引無邊及其末,以正法眼藏,獨付摩訶迦葉,入雞足山以定,阿難尊者以寶香貌之,至于今弗替,然則雞足山當首四山而又不與何也?曰遠也。自須彌山王分枝擘脈,偏四天下,崇峰邃谷,莫知紀極,以其遠也,祭望缺焉,即雞足為宗旨,淵源尤或遺之,況夫人七尺之軀,百年之寄,道葉深厚,而蹤跡隱約,名限疆域者豈少耶?是山有八大剎,有賜藏四,兵燹迭罹,半付劫灰。僧慧輝為破山老人四世孫,住持迦葉殿,睹其厄運焉。爰走姑蘇,苦募四寒暑,遂得正藏……并諸佛像莊嚴以歸。

　　雞足山遠離中原,早期沒有受到朝廷應有的重視,當其傳為迦葉道場后,情形為之一變,則一山八大剎中有四寺獲朝廷賜藏。幾經兵禍,使賜藏“半付劫灰”,則私募藏經以繼之。下面簡略考察雞足山藏經分布情況。

　　1、華嚴寺藏經�！吨尽肪硭摹端略荷稀份d:“華嚴寺在雞足中峰之中,嘉靖間僧真圓建庵,后黔國公張、郭二總管擴為寺,內有沐公祠。萬歷十四年(1586)頒賜藏經,四十二年(1614)災。僧海川募張舉、郭子榮重建,麗江土知府木增建藏經閣,名曰華嚴閣,永歷十二年(1658)正月復災。”請藏者為妙峰大師,《志》卷六云:“妙峰,燕京人,萬歷己丑(1589)赍藏入山,貯華嚴寺。”萬歷十四年頒藏,萬歷己丑年(萬歷十七年)至雞足山,運送三載到山。同妙峰請藏者,《志》載有本安、如滿二人,“本安,號無心,萬歷己丑,慈宮頒藏雞山,賜紫衣,與妙峰同赍到山,奉藏華嚴(寺)”,如滿“號月輪,請藏來山,兩賜紫衣圓頂,與妙峰同赍藏回山,至修華嚴寺”。

　　《志》卷八有《萬歷十四年九月初一日諭華嚴寺敕》,載“茲者圣母慈圣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工刊印續(xù)入藏經四十一函,并舊刻藏經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頒布本寺�！� 此即《永樂北藏》,為《永樂南藏》之后,于永樂十九年(1421)在北京雕造的大藏經。明正統(tǒng)五年(1440)完成。全藏636函,1621部,6361卷。后在明萬歷十二年(1584)續(xù)刻各宗著述41函410卷,并入該藏,并附《永樂南藏》4種經卷和目錄,計15函153卷。此藏竟于萬歷四十二年(1614)災而不失,又建“華嚴閣”貯之,于永歷十二年(1658,即清順治十五年)復毀。在《徐霞客游記》中載:“(華嚴寺)月輪以講演名,萬歷初,圣母賜藏,后遭回祿�！边@部藏經最終毀于火災。

　　2、放光寺藏經。《志》卷四載:“放光寺在瓊樓山下,倚壁參天,面山橫案,適當雞山之胸臆。嘉靖二十五年(1536)僧圓惺同李元陽創(chuàng)建。萬歷三年(1575)災,圓惺復建。二十六年(1598)敕頒藏經,有藏經閣,名御藏閣。崇禎間洱海道何閎中、鄉(xiāng)紳曾高捷重修。”這次朝廷派出“御馬監(jiān)、左監(jiān)丞高登”赍詣并奉送藏經到山。

　　徐霞客對放光寺的藏經也有記載,其“更建毗盧閣,閣成而神廟賜藏”,并曾在寺中“錄其藏經圣諭”。此次請藏者是圓惺�！缎吕m(xù)高僧傳》云:“圓省者,甘州人,年十六出家,初棲伏牛山,后歷五臺、峨嵋。嘉靖間來滇至雞足,睹華首幽勝,思建寺憩止,亦與李中溪相值,機緣契合,遂為興筑,今放光寺是也。圓省居山三十余年,德馨遠邑,時神宗頒藏,賜敕供奉�！眻A省即圓惺。

　　《志》載藏經樓名“御藏閣”,而《徐霞客游記》稱之為“毗盧閣”,可能是復建后更名之故。據李孝友考證此藏經亦為《永樂北藏》,同華嚴寺“這兩部《北藏》一部是各色錦緞梵策裝幀,一部是普通黃色紙梵策裝幀,前者現存五百零八冊,后者一千六百一十冊。”

　　3、大覺寺藏經�！吨尽肪硭妮d:“大覺寺在紫云山前,萬壽庵上。萬歷初寂光寺僧儒全建一小庵,十七年(1589)楚僧本安、吳僧福登,赍慈圣太后懿旨,頒藏經至山。三十年(1602)僧可全拓大為寺,于殿前建二觀樓,以貯藏經�！睒敲�二觀,“取《道德經》有欲無欲之義�！边@一次朝廷捐內帑銀,“造佛藏尊經二十余部,散施各省名山寺院”,并派太監(jiān)陳相傳護送藏典,此福登、本安也不是等閑之輩,為“敕賜蘆芽山護國永慈寺禪僧”。此散施各省的二十余部藏經,與萬歷十四年賜華嚴寺藏經同一時間段,應是《永樂北藏》。

　　4、悉檀寺藏經二部�！吨尽肪硭妮d:“悉檀寺在滿月山下,大龍?zhí)渡?后枕石鼓峰。萬歷四十五年(1617),土知府木增延僧釋禪建。天啟四年(1624),敕頒藏經,賜額‘祝國悉檀禪寺\’。崇禎二年(1629),建法云閣貯之。四年(1631)其子木懿,重加丹堊,宏麗精整,遂為一山之冠。”

　　《志》卷八《天啟四年七月初六日諭悉檀寺敕》云:“茲者朕嘉善道可依,念傳布之未廣,爰命所司,印造全藏六百七十八函,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永垂不朽�！贝速n藏六百七十八函,為《永樂北藏》。此受賜藏經者為釋禪大師,如《敕文》中說:“命僧釋禪,虔恭護持,奉請藏經,該部議覆,特允頒賜爾等。”

　　到了天啟十四年(1641),僧道源“往朝普陀,又請嘉興府《藏經》一部,貯大殿中�！庇谑窍ぬ此沦A《藏經》二部。次往浙江請藏者道源即弘辯,為徐霞客游侶。所請方冊藏經即《嘉興藏》,又名《徑山藏》。

　　《志》卷十有徐霞客《贈雞足僧弘辯請藏浙中,因游天臺》詩句:“親依智者坐天臺,為請瑯函杖錫來,歸夢夜縣云磬寺,征帆朝背雨花臺。三車獨向林中演,八部同瞻海上回,天樂幾曾聞講席,青蓮應自舌端天。”方冊藏經貯于雞山,此為第一部。

　　5、傳衣寺藏經�！吨尽份d傳衣寺在鳳凰山下,背倚萬松山崗。為“嘉靖(1522-1566)初年僧性玄同李元陽建,隆慶年(1567-1572)災,萬歷三十四年(1606)僧寂觀重修”,并“建錦云樓于殿右,以貯藏經”。

　　阮尚賓《傳衣寺記》載:“此傳衣所為取乎,第傳衣故。圓信庵大機上人所創(chuàng),嘉靖間,中溪先生與賓川朱守山游,秣馬于此,夜復對榻,譚大機一達宗旨,且與其徒印光戒律并嚴,二公重之,遂捐金復創(chuàng)招提,前起高閣,題曰天下第一名山……法界上人,名曰寂觀,印光之徒也。往承衣缽,棲跡茲山,戒律一如其師,尤多證入,曾建藏經樓貯經。蓋行僧乎,又舉高僧所庵名真澄者為上首,余殊禮致之。方議春秋開講,居無何,忽有回祿之變,時萬歷辛丑(1601)元日也�！笨梢娬埐卣邽榧庞^大師,此《藏經》收藏于“錦云樓”,不明版本,僅知道于萬歷辛丑(1601)年毀于火災。

　　6、寂光寺藏經。寂光寺在錦霞山下,背倚旃檀林,為花椒庵舊址。嘉靖間僧本帖建寺,萬歷間僧儒全重修,天啟間儒能再修,“于殿右建九年樓,供奉藏經”。

　　《志》卷六《人物》載:“如堂,寂光寺僧,年十五詣千佛閣出家,棲金龍庵六載。因山無藏經,入都叩請羅近溪,遂為請,送寂光寺,師奉藏歸。”

　　7、石鐘寺藏經。石鐘寺在仙鶴山下,背枕獅子林望臺,面向缽盂山�！吨尽贩Q“寺創(chuàng)自唐時,明永樂正統(tǒng)間(1436-1449)敕賜大少林寺了通、了曉重建”。僧了積于萬歷年間建石鐘閣,其徒周輝、洪舒“增大規(guī)模,以貯藏經”,順治戊戌(1658,即明永歷十二年)毀于兵火。康熙壬寅(1722),僧洪舒復建。

　　8、迦葉殿藏經。迦葉殿原名袈裟殿,在插屏山麓。嘉靖三十一年(1552),僧圓慶募鄧川土官阿子賢建寺,萬歷四十年(1612)阿岑增修,順治丁酉(1657)建天咫樓于殿前�！吨尽份d“天咫樓在迦葉殿前,順治丁酉修建,上貯藏經,中奉萬佛塔,最為莊嚴。其樓三層,而地形又最高,故名‘天咫\’�？滴跞�十年(1691)災,三十一年僧慧文重建,樓僅二層,巡撫王繼文題額”。

　　《滇系·藝文五》載康熙間李仙根《迦葉殿藏經記》云:“是山八大剎,有賜藏者四,兵燹迭罹,半付劫灰。僧慧輝為破山老人四世孫,住持迦葉殿,睹其厄運焉。爰走姑蘇,苦募四寒暑,遂得《正藏》三百三十函,為卷六千七百六十,貯以十四箱,并請佛像莊嚴以歸,而遠乞記于余。”從函數來看,慧輝所請的應是《嘉興藏》�！都闻d藏》全部三百四十三函,此僅三百三十函,可能后十三函尚未刻成。

　　9、四觀峰羅城內藏經。除八大剎藏經外,據《志》四載,四觀峰頂羅城內的佛殿后,亦有藏經閣,為雞足名僧廣稱閱藏之所�！吨尽肪戆舜箦e和尚《天柱山四觀峰記》云:“……至四觀峰,峰有羅城,城內前為金殿,殿后又有佛殿,旁有兩廊,頗宏敞,后有閣。”此閣即佛殿后的藏經閣。羅城的藏經屬何種類型,是何人所請,皆不得而知,僅知廣稱大師曾閱過此藏經(可能是閉關閱藏)。

　　另有雞足山金頂寺,在順治甲午年(1645)合山耆宿同僧自玉重修,并“廢阿難殿為藏經閣”,此藏經閣是否有藏經收藏,已不可考。

　　10、祝圣寺藏經。祝圣寺在缽盂峰下,古名缽盂庵、迎祥寺,自嘉慶后已無人居住,其“山形豐隆圓起,正當兩澗之間,周環(huán)觀之,宛然缽盂當胸也”。光緒三十年(1904),虛云老和尚來雞足山,“于山中覓得一破院,名缽盂庵,居之。雖住無房屋,餐無宿糧,然十方四眾來者,皆禮接之”,經老和尚苦心經營,缽盂庵遂成一大叢林。光緒三十二年(1906),大師為止“寺產興學”之風赴京,得到肅親王的支持奏請藏經事誼�！短撛颇曜V載》:

　　予留京師,商諸護法,以自清朝開國以來,于云南地方未有頒發(fā)龍藏,似應奏請頒藏經全部,法惠遐陬。旋由肅親王發(fā)起,總管內務府大臣奏曰:

　　為請旨事,據僧錄司掌印僧人法安稟明,云南省大理府賓川縣雞足山缽盂峰迎祥寺住持僧人虛云呈稱,本寺系為名山古剎道場,缺少藏經,愿欲請頒龍藏一份,永遠供奉。查此山寺,即迦葉尊者勝會,其寺實屬古剎,請頒龍藏,為崇佛法。經民政部尚書肅,柏林寺住持澄海,龍興寺住持道興等,加結前來,謹據情奏請,強蒙諭允,應由臣衙門傳知僧錄司,轉飭辦理,為此謹奏,請旨。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六日準奏,硃批奉旨依議欽此。

　　朝廷接到要求請藏的奏章,一月后給予答復: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奉上諭,云南雞足山缽盂峰迎祥寺加贈名護國祝圣禪寺,欽賜龍藏,鑾駕全副。

　　欽命方丈,御賜紫衣缽具,欽賜玉印,錫杖如意。

　　封賜住持虛云,佛慈洪法大師之號,奉旨回山傳戒,護國佑民。內務府大臣傳知虛云,謹領各件回山,永鎮(zhèn)山門,善為布教,地方官員,一體虔奉,加意保護,毋得輕褻,此諭。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日給

　　此次進京收獲最為豐富,除得一部御賜《龍藏》外,又敕賜缽盂峰迎祥寺名為“護國祝圣禪寺”,并賜“全副鑾駕”。虛云老和尚被“欽命方丈,御賜紫衣、缽具,欽賜玉印、錫杖、如意”,還封他為“佛慈洪法大師之號”,“奉旨回山傳戒”以護國佑民�！洱埐亍返任锵扔删┻\到廈門,再經南洋輾轉運回,歷經三年的路途勞苦。供奉此藏于雞足山祝圣寺藏經樓,正好是宣統(tǒng)元年(1909)臘月三十日。

　　附:云南雞足山請藏簡表:

　　寺院名稱 藏經類別 性質 時間 藏書地點 請藏人 附注

　　華嚴寺 《北藏》 朝廷賜藏 1586年 華嚴閣 妙峰等人 萬歷四十二年永歷十二年兩次災

　　放光寺 《北藏》 朝廷賜藏 1598年 御藏閣 圓省 由御馬監(jiān)左監(jiān)丞高登赍詣奉送

　　大覺寺 《北藏》 朝廷賜藏 1589年 二觀樓 本安等人

　　悉檀寺 《萬歷藏》? 朝廷賜藏 1624年 法去閣 釋禪

　　同上 《嘉興藏》 募請 1641年 大殿中 道源

　　傳衣寺 募請 1606年 錦云樓 寂觀 1601年火災

　　寂光寺 募請 天啟年間 九年樓 如堂

　　石鐘寺 募請 石鐘閣 周輝 毀于兵災

　　迦葉殿 《嘉興藏》 募請 天咫樓 慧輝 1691年災

　　金頂寺 1645年 藏經閣 自玉? 有無藏經不可考

　　四觀峰羅城 藏經閣 廣稱閣藏處

　　祝圣寺 《龍藏》 朝廷賜藏 1906年 藏經樓 虛云 朝廷所賜

　　富麗空前 (二)其他文獻

　　雞足山除藏經的庋藏外,尚有大量文獻可考。一是雞足山私人撰述或雞足山刻印的文獻,一是修撰《雞足山志》參考文獻等。今略述如下:

　　1、雞足山古代私人撰述。

　　儒全字本無,即釋禪大師,昆明人,俗姓張。十九歲禮通海秀山妙空祝發(fā),稟具于大方和尚,得法于所庵大師,后棲雞足,研窮經藏二十余年,“與所庵同注《肇論》”。萬歷丁巳(1617),麗江土知府木增題建悉檀寺,“延之開山,并奏請藏經”。光宗特旨頒藏,授秩僧錄左善世,兼賜紫衣。所著有《楞嚴懺法》、《風響集》、《因明論隨解標釋》及《老子玄覽》、《禪宗頌古》及詩文偈頌若干卷。

　　在《徐霞客游記》中載,悉檀寺的弘辯、安仁二師“出其師所著書見示,《禪宗贊頌》、《老子玄覽》、《碧云山房稿》。弘辯更以紙貼墨刻,本公所勒相畀�！薄抖U宗贊頌》即《禪宗頌古》。

　　真語,《志》卷六載“師初不識文字,日夜禮《華嚴》不斷,經六七載,頓開慧性,誦《華嚴》如夙記……著有《觀無量壽佛經注》(《新續(xù)高僧傳》之《明洱海般若沙門釋真語傳》作《觀世音經注》),國母遣妙峰赍藏入山,賜師紫衣�！�

　　廣慧號野愚,《志》載“行腳江南數十年,歸來著有《頌古百則》、《漚花集》一卷行世”,《新續(xù)高僧傳》載他“題詠頗富”。

　　盡玄號如如,《志》載他“著有《三教直指》、《金剛定衡》、《性學正宗》等書,拈花寺乃師始創(chuàng)也”。

　　周理,即徹庸禪師,云南杜氏,《志》稱其“得法天童密云和尚,歸雞山妙峰開堂,海眾云集,以棒喝傳宗。滇南自古庭后二百余年,祖燈再焰,實從師始”,有《谷響集》、《曹溪一滴》及《語錄》等著作傳世。

　　讀徹,字見曉,世稱蒼雪法師,云南呈貢趙氏子�！吨尽贩Q其“著述甚富,海內宗之”�！巴�年隨父舍身昆明妙湛,復游雞足,為寂光水月侍者。講誦之余,研窮義諦,文詞泉涌,辯者莫當�！�…書有《遺戒十章》……《法華珠髻》,并同麗府木公參補《華嚴海印懺儀》四十二卷在藏,聞所傳詩文,散佚頗多,有《南來堂集》,刊入《云南叢書》中”。

　　普荷號擔當,《志》載其為“晉寧州儒士,俗姓唐,字大來,以明經選不赴,棄家遍游,歸而出俗,參水目山無住和尚,往來雞足點蒼間。師喜書畫,索者盈門�！�…所著有《修圓》、《橛庵》二集和《拈花頌》百韻行于世”。

　　大錯和尚,“丹徒錢邦芑也,明季官云南巡撫,品節(jié)學問,冠絕流輩……乃削發(fā)改僧服,自號大錯,往來滇黔。晚至衡岳死,即塔焉�！薄峨u足山志》為徐霞客創(chuàng)稿,簡略未刊。大錯大有增補,為滇中山志善本。所著《蕉書》及《詩文集》皆散佚,劍川趙聯(lián)元搜輯,編為《遺稿》四卷,其《詠梅柳詩》,舊有傳本,已刊入《云南叢書》。

　　知空學蘊,有清通來等編《知空蘊禪師語錄》二卷在《嘉續(xù)藏》。

　　還源宗本,俗名曾高捷,工詩文書畫,《滇釋紀》卷三有云:“德曙,字敬止,太和孫氏,世業(yè)儒,工吟詠,年近知命,乃禮云峰心安和尚祝發(fā)。精修凈土,著有《詩文偈頌》并《和宗本山居百韻》�！闭f明宗本尚有《山居百韻》行世。

　　讀體號見月,《志》稱“滇楚許氏子,投寂光寺量如法師雉發(fā),后歷海內,遍參知識,無不印可。受戒嗣法于金陵三味和尚,主持保華,戒律精嚴,嗣法六十余人,戒子萬計。集有《三壇正范》、《指作二持》行世”。

　　寂定字自如,別號鐵牛,姓張,劍川人。《新續(xù)高僧傳》卷四稱其“明天啟間隨南禮科給事中,楊棟朝之任金陵,習見俗榮,頗懷厭惡,思舍去之,恐不得,遂乃解衣履置之……明崇禎辛巳歸滇住雞足山,弘數法席,名振一時,乃建斷際庵居之……宗律湛深,尤精教義。書兼行草,有閣帖遺意,雞山猶存墨跡。所著《語錄》、《詩文》十卷未梓”。

　　雞足山也有白衣的撰述,如隱士楊黻,《志》載為“永樂年間太和人,號存誠,隱居不仕,孝友好施……后入雞山棲羅漢壁巖間二十余年,年八十歸家卒……所著有《桂樓集》、《篆隸宗源》”。

　　《雞足山志補》卷二中,有玄珠之詩卷,“尊勝塔院藏釋玄珠自書《詩卷》雞足山一首,有‘西巡圣主曾貽敕,南詔蠻王未敢封’之句”。玄珠號仙陀,“霞客禪侶”。

　　雞足山也有自行刊刻文獻,如《志補》卷二“固原弟子五尚禮,率男廣祿,原籍陜西西涼固原衛(wèi)群門所張城人氏。自丁亥歲躬隨國主臨滇,發(fā)心清崇三寶,修嚴各山寺院,刊印釋道經懺二藏,施送十方”。在《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八云:“《華嚴懺》獨后出,其制之者曰唐一行,其藏之者曰雞足山,其尊信而流通之者,今麗江郡守木君也�！贝藶槟驹隹�刻《華嚴懺》的歷實。

　　2、《雞足山志》中所見文獻

　　雞足即為佛教名山,于此修學佛典者,代不乏人。如《雞足山志》載,有德住和尚,于嘉靖辛亥年在圣峰寺出家,“依蔡關主究心宗學”,此所究之心宗學,即禪宗典籍;真語師初不通文字,日夜禮《華嚴》不斷,經六七載,頓開慧性;如唐師結茅于羅漢壁巖下,日禮《法華》;萬歷年間有僧白云,在石漏之境“結蘆巖畔禮誦《華嚴》”;本懷禪師在箭括泉書寫《華嚴經》;萬佛泉,僧廣傳在此持誦《法華》;黑熊洞,法師所庵在此談《法華經》;騰蛇洞,相傳有異書及《法華經》藏其山中等。此山不僅藏有佛儒典籍,尚有不少道教文獻,比如騰蛇洞所藏的異書,可能就是道家書系,又《志》卷二云:“藏頭洞,昔周哲于此洞修煉,多藏經、史、道書�！�

　　明末高僧大錯和尚,于順治十五年(1658)后修《雞足山志》時,“勉為網羅散失,采集舊聞,與無盡及山中禪友,參論筆削,積百四十日而稿始成”,僅僅四個多月,他和“山中禪友”,走遍全山勝境,探幽訪奇,搜羅明清文人詩詞游記,輯成文稿。他在《志》中廣泛引用社會人文資料,這些大量文獻在時間上不允許借閱,只能是雞足山諸寺中所收藏的典籍。今據《志》考其所參考文獻。

　　《雞足山志》卷一《考證》篇中,為考訂迦葉于雞山持衣入定之說,其引用宋沙門契嵩《傳法正宗傳》、周理《曹溪一滴》、唐玄奘《大唐西游記》、《名勝志》、《法顯傳》等書的記載,并加以考訂,以證明此山命名雞足山的合理性。對雞足山星野的歸屬,他引用《漢書》、《晉書》、《宋書》、《星經》、《無命包》、《太乙書》、《通志》、《鬼谷子》、《漢地志》、皇甫謐《帝王世紀》等有關天文學對益州的論述,進行比較研究,得出“今考之前史并《通志》等書,辯論紛紛,詳究其說,則雞山分野,原屬井鬼”的論斷。在考查雞足山地理形勢時,其參考《河圖緯》、《山海經》、《大理郡志》、《洞天福地記》等有關地理學書籍,對雞足山的地勢作出了適時的分析與研究。在《雞足山志》卷二《山水上》中,又再次引用《傳法正宗記》、《法顯傳》、印土《名山記》及《大唐西域記》諸書,以證明此為迦葉尊者入定處。對于雞足山所處的位置,他引用《大明一統(tǒng)志》、《滇志》及《郡志》等�？疾臁栋坠偶o》一書,略述雞足山的古代史,并依范石湖的《吳船錄》、《法苑珠林》及《酉陽雜俎》等著作,再次證明“雞足華首門即迦葉入定之處,而西番別無雞足”之說。在《雞足山志》卷三《山水下》中,引酈道元《水經注》、《尚書》、《禹貢》、《地志》、《甘肅志》等,以考查雞足山的交通與山水形勢。

　　從大錯和尚編撰《雞足山志》所參考的文獻來看,其山對于天文地理等文獻的收藏,應該也是比較豐富的。

　　三、雞足山古代藏書的特色

　　雞足山世傳為迦葉入定而得名,受到上至朝廷,下至方野人士的崇敬,皈依三寶者日眾,并培養(yǎng)了一批大師級的佛教弘法人才,其佛典的庋藏,亦甚為豐富,今依據上述考查,對雞足山的藏書特點略作評述:

　　其一,雞足山藏書是以佛教百科全書式的《大藏經》為主。明以前雞足山藏書不詳,然明清時期的雞足山,已經受到世人的矚目,明清朝廷曾五次頒藏,分賜與華嚴寺、大覺寺、悉檀寺、放光寺及祝圣寺。朝廷對西南邊陲的雞足山頒藏,當然有一定的特殊意義:

　　一是體現大一統(tǒng)的懷柔政策。雞足山遠在荒裔,雖漢武時已入中國版圖,而唐時南詔立國,至元再入版圖,故下頒“敕書煌煌,名寺寶藏”,“若億兆響善,豈不四海大和”,以顯中央大一統(tǒng)的氣度。為了懷柔邊民,安撫地方官吏,朝廷也以賜藏的形式表示其“慈愛”精神,如《諭悉檀寺敕》文中說:“朕惟爾地,僻在南滇,北臨麗江,崇尚佛教,自昔已然。茲以木增奏稱:伊母羅氏,夙好修持,捐資建寺,護國庇民,命僧釋禪,虔恭護持,奉請藏經。該部議覆,特允頒賜爾等,尚其益堅善念,率領全山僧眾焚修,導悟邊民,闡揚宗教,皇圖鞏固,圣化遐宣,欽哉故諭。”

　　二是以宗教補助政治之不足。如天啟四年的敕書說:“朕惟自古帝王,以儒道治天下,而儒術之外,復有釋都相翼并行,朕以沖昧,嗣承大統(tǒng),天下和平�！币匀褰虨楦�本思想,以釋教輔助政治的治世觀,是中國帝王的統(tǒng)治特色。又“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經典,用以化導善類,覺悟群迷,于護國佑民,不為無助�！狈鸾逃X悟群迷,護國佑民的功能,受到了朝廷的充分認識。

　　三是以宗教感化少數民族,以實現其歸順化外之民的理念�！吨尽肪戆恕短靻⑺哪昶咴鲁趿�日諭悉檀寺敕》云:“祖之意,弘仁普濟之誠,使海宇共享無為之福,先民有言,一念思善,和風慶云。一念不善,災星癘氣。夫善念以有感而興,無感而懈。是以皇極敷言,不厭諄諄,圣哲所貴,善與人同�！碑斎�,朝廷賜藏還有其對佛教功德理念的認同等,茲不再述。

　　除官家賜藏外,雞足山根據自已的需要(一是對法寶的供奉,二是教學的需求),募請藏經六部。一山之中,加上朝廷頒藏曾經有過十一部藏經,可謂典籍和閱藏的風氣,在雞足山是非常盛行,如禪僧廣稱,閱藏于四觀峰羅城內的藏經閣;僧淵明,在放光寺御藏閣之左凈業(yè)居閱藏;規(guī)模最大的藏經學習算是華嚴寺,曾“開閱藏制場百期于眾中”,后來的名僧遍周大師,就是從此學習出來的學生。

　　其二,雞足山藏書中,人文撰述占有重要的地位。雞足山的人文撰述,內容極為豐富,兼及內學外學,如有關佛教儀規(guī)的本無《楞嚴懺》等;禪學專著如本無《禪宗贊頌》、盡玄《性學正宗》等;三論學有所庵與本無同注的《肇論注》;周理的《曹溪一滴》為禪宗史學著作;戒律學有見月律師《三壇正范》、《指作二持》,見曉《遺戒十章》等;屬因明學的有本無《因明論隨解標釋》;天臺學的有見曉《法華珠髻》等;凈土學的有真語《觀無量壽佛經注》等;文字學的有楊黻《篆隸宗源》等;有關道學的有本無《老子玄覽》等;盡玄《三教直指》,屬于三教比較學范疇。還有大量的《禪師語錄》,是研究佛教史學、云南地方志的珍貴史料。山上僧侶及信徒所撰述的人文著述如詩詞歌賦等文集,均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其三,雞足山藏書頗為全面,諸如歷史、地理、哲學、文學、傳記、筆記及地方掌故等資料均有收集。能超越狹隘宗教觀,以客觀的胸懷對待社會文化,這是難能可貴的,與大理文化“釋儒”現象及儒士出家莫不有關。其中曾為儒士的僧人有周堂、盡玄等;明鑒、淵明等為當地名門之后;進士得第或致仕后出家的有悟禎、還源及擔當和尚等。這些高素養(yǎng)的出家僧侶,文化的需求也比較高,因而雞足山擁有內容廣泛的藏書是合乎情理的。

　　與當朝名士交流,或請學者講學其中,這也是促進雞足山藏書豐富的另一原因。如進士出身的李元陽、陶不退、譚文化、羅近溪等,或讀書山中數年,或曾寓居佛寺懷古,于雞足山多有名篇遺世。如著名的任姚安知府李卓吾,萬歷八年(1580)曾寓缽盂庵聽經,狀元羅念庵曾受請講道于賓蒼閣等。還有一些如周東華、楊黼等博通三教的隱士,為雞足山的文化建設作出了不少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