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

　　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

　　──二十九年七月在漢藏教理院暑期訓綀班講──

　　第一期

　　甲　思想的來源

　　乙　進行的前奏

　　丙　運動的實施

　　第二期

　　甲　理論的集成

　　乙　運動的復活

　　丙　學院的創(chuàng)建

　　第三期

　　甲　世苑的創(chuàng)設

　　乙　教會的演變

　　丙　僧制的新議

　　第四期

　　甲　舊會的整理

　　乙　大學的改建

　　丙　新制的開制

　　我對于佛教三十多年來改進運動的經(jīng)過，可從好幾方面去觀察，而以關于僧眾寺院制度在理論上和事實上的改進為最重要。在民國十六、七年間，全國都充滿了國民革命的朝氣，我們僧眾也有起來作佛教革命行動的。當時我對之有篇訓辭，內(nèi)中有幾句話，可作我改進佛教略史的提綱：“中國向來代表佛教的僧寺，應革除以前在帝制環(huán)境中所養(yǎng)成流傳下來的染習，建設原本釋迦佛遺教，且適合現(xiàn)時中國環(huán)境的新佛教”！我歷來的主張，是要在寺院僧眾制度的改進上做起；這幾句扼要的提示，可以把我三十多年來佛教改革的宗旨都說明了。至于我改進佛教的經(jīng)過，可以分作四個時期來講：

　　第一期

　　甲　思想的來源

　　我改進佛教的第一個時期，是從十九歲至二十六歲的七年間──光緒三十四年至民國三年。在民國十六年曾作有告徒眾書，內(nèi)中曾提到我這個時期思想來源的概論：

　　余在民國紀元前四年起，受康有為大同書，譚嗣同仁學，嚴復天演論、群學肆言、孫中山、章太炎民報，及章之告佛子書、告白衣書，梁啟超新民叢報之佛教與群治關系，又吳稚暉、張繼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紀上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之學說等各種影響，及本其得于禪與般若、天臺之佛學，嘗有一期作激昂之佛教革新運動。

　　在光緒三十四年以前，我那時專門在佛學及古書上用功夫：或作禪宗的參究，或于天臺教義及大藏經(jīng)論的研討。后來受了中西新思想的熏習，把從前得于禪宗般若的領悟，和天臺宗等教義的理解，適應這個時代思潮，而建立了我改進佛教的思想。其實、從當時佛教環(huán)境趨勢上說來，也不得不發(fā)生這種思想。因為在光緒的庚子年后，有所謂變法維新的新政，國家對于一切都實行改革，尤以辦學校為急進；教育當局往往藉經(jīng)費無出為名，不特占廟宇作校址，且有提僧產(chǎn)充經(jīng)費的舉動。這種占僧寺、提僧產(chǎn)、逐僧人的趨勢，曾為一般教育家熱烈地進行著；故當時章太炎先生有告佛子書之作，一方面叫僧眾們認清時代，快些起來自己辦學；一方面勸告士大夫們，不應該有這種不當?shù)耐�舉，應該對佛教加以發(fā)揚。

　　乙　進行的前奏

　　當時國人去日本留學的很多──因覺得日本經(jīng)過明治維新以后，已成為一個強國，所以值得我們?nèi)ゾ徒鼘W習──，而日人到中國來的也不少。日本盛行的真宗和曹洞宗底布教師也跟著來華了，故有曹洞宗的水野梅曉，在長沙與湖南僧界長老辦僧師范學校；而揚州天寧寺文希辦普通僧學校，亦因此而起。我國僧眾因受了國家社會對佛教摧殘，和日僧來華傳教影響，便起了依賴日僧保護寺產(chǎn)的心愿；日人眼見我國佛教受摧殘，也就效法西洋耶穌教來華傳教的辦法，引誘中國的僧寺受其保護，故杭州就有三十多寺投入了日本真宗的懷抱。那時、日本真宗來華代表為伊藤賢道。杭州各寺在真宗保護之下，如遇提僧產(chǎn)、占僧寺等情，就由日本領事出面保護。因了這些瓜葛而鬧出很大風潮，連地方長官如浙江巡撫也不敢作主判斷，把這種情形呈報中央政府──那時應該說是入奏皇上──。結果、一方面向日本交涉，把投入真宗的事情取消；一方面由政府下詔保護佛教，并令僧眾自辦教育，故有僧教育會的產(chǎn)生。于是全國各省各縣，紛起組織教育會，與普通教育會成了對立的形勢。

　　僧教育會組織的性質，一方面是辦幼年僧徒小學，培育僧眾的人材；一方面是辦普通小學，以補助國民教育。但大都是各省各縣各自為政的設立，談不上有系統(tǒng)的組織。僧教育會的組織成功，雖然是由各寺院長老的聯(lián)合，但僧教育會的會長卻有兩個：一是當?shù)氐赂咄�重�?a href="/remen/chujia.html" class="keylink" target="_blank">出家長老，一是地方上有名望而熱心教育的紳士，而紳士也不一定是佛教的信徒。這是受政府明令所成的教育組織，又有紳士在中協(xié)助，故能與當?shù)氐墓購d發(fā)生密切的聯(lián)系。經(jīng)費由各寺院分擔，如有不愿捐款或不送幼僧入學的行為，得由政府差人催索或強迫入學。這些僧教育會，組織健全，辦理完善的固然是有，但徒擁虛名，實際由紳士主持，或隨新潮流趨向，失卻佛教立場的亦不少；甚或俗化成飲酒、吃肉、聚賭等違反僧制的腐敗勾當。這種組織不健全，辦理不完善的僧教育會，和當?shù)胤欠鸾掏降泥l(xiāng)紳會長，任用私人操縱會務以圖中飽分肥，有著莫大的關系。我在當時也曾參加過幾處的僧教育會。

　　寧波在八指頭陀──寄禪老和尚領導之下，在光緒三十四年也把僧教育會組織起來，該會管轄的范圍包括寧波府──除定海縣──所屬各縣。在光緒末年，我因為上來所說種種關系，也就熱心參加這種活動。入冬、在江蘇有個比較有系統(tǒng)的省僧教育會的組織，在鎮(zhèn)江金山寺開成立會，八指頭陀與我代表寧波去列席參加。江蘇因為有全省組織的緣故，力量比較雄厚，除各縣辦有僧徒和民眾小學外，并籌辦全省僧師范學校。同年、南京楊仁山居士就金陵刻經(jīng)處創(chuàng)辦祗洹精舍，該舍與錫蘭達磨波羅居士取得密切的聯(lián)系，同抱有復興印度佛教的意志，欲使佛教傳到各國去。我因參加江蘇僧教育會底關系，聽到有這種作世界佛教運動的組織，于是次年也到南京去加入。該舍的主要科為國文、佛學、英文。祗洹精舍只有一年的歷史，因經(jīng)濟不繼而停辦。初辦的上半年我未參加，我是第二期才進去的。我在祗洹精舍的時候，已有普陀山定海縣教育會的成立，該會辦有：在定�？h城的慈云小學──國民小學，至今尚存；在普陀山上純沙彌的化雨小學，下半年因華山法師辭職，遂請我去當佛學教員。這就是我參加僧教育會、佛教學校、祗洹精舍的經(jīng)過。

　　宣統(tǒng)二年，我二十一歲，廣東新辟一家叢林，有創(chuàng)辦全省僧教會的建議。有人來請我去相助辦理，于是我就去廣州。后來、因為該寺的主持者是外省人，與當?shù)厣�眾語言和風俗習慣種種隔膜的關系，結果沒有組織成功。在廣東時，我曾專門作宣傳佛學的工作，引起一般社會知名之士，對佛學研究的興趣，如中山大學校長──中委鄒海濱﹝魯﹞先生，曾經(jīng)替我翻譯；因此在廣州組織佛學精舍，如現(xiàn)在純?yōu)檠芯糠饘W的佛學會一樣的組織，并與當?shù)氐墓偌澕皩W界、報界結了不少文字緣，遂開廣東研究佛學的風氣；下半年，被推為那個新開叢林的住持。我在廣東住了一年多，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當時遂多與革命黨人往來；后來因了富有歷史意義的黃花崗事件，清廷嚴拿革命黨人，我也受其影響，結束了廣東的佛教事業(yè)，回到上海。

　　在那個時候，我對于佛教改進的思想，就是要怎樣根據(jù)佛教的真理，適應現(xiàn)代的國家和社會，使衰頹的佛教復興起來。由于此種思想的影響，隨著中國維新和革命趨勢，與革命黨人自然而然的接近，在思想上也受了社會主義、三民主義很大的影響，這是我在廣東所經(jīng)過的大概情形。

　　我由廣東回到上海、浙江，正是清廷預備立憲的時期，各地佛教寺產(chǎn)，多發(fā)生被占提以辦自治事業(yè)的風潮。江蘇和浙江等省的僧徒，在上海召開聯(lián)合會議，推舉八指頭陀入京請愿：請政府保護寺產(chǎn)，并呈遞振興佛教計劃書。該書是由我和上海神州日報主筆汪德淵先生起草的，籌備到八月間，適革命發(fā)動，遂未果舉行。

　　丙　運動的實施

　　革命進展得很快，辛亥年末，就進占江、浙；不久，孫中山先生回南京就臨時大總統(tǒng)職，宣布廢除農(nóng)歷改用陽歷，于元旦成立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成立后，佛教徒曾分頭發(fā)起組織各種事業(yè)，如李政綱、歐陽竟無等人發(fā)起組織佛教會，佛教會上并無中國或某省等范圍，曾擬有章程，主張政教分離，呈請總統(tǒng)承認，得到總統(tǒng)表示贊同的覆函。同時、謝無量亦發(fā)起組織佛教大同會。我在辛亥之冬的民國元年，也到了南京，發(fā)起組織佛教協(xié)進會，在毗盧寺設立籌備處。當時僧師范學校學生領袖仁山法師，也是我在祗洹精舍時的同學，因欲以鎮(zhèn)江金山寺辦學校，亦來京請愿。我遇見仁山法師后，對他這種舉動，認為只是應辦的一件事業(yè)；我就把我的佛教協(xié)進會向他說明，希望他參加發(fā)起。他很樂意地接受我的意見，并主張會所雖設南京，成立大會則在金山寺舉行。我們就積極地草了宣言和章程；我曾請了一位廣東朋友介紹，謁見了臨時總統(tǒng)──那時的政府是很平民化的，每日規(guī)定了時間，會見民眾，接納民意──，我報告佛教協(xié)進會的計劃，孫總統(tǒng)指定馬君武先生和我接談。這佛教協(xié)進會，就是我對改進佛教具體的實際的表現(xiàn)。

　　先時，我既接受了仁山法師底意見，就履行佛教協(xié)進會成立會在金山寺舉行的諾言，到金山寺上仁山法師剃度的觀音閣，進行籌備開會的工作。在開會前，有反對的，也有贊成的。會中主要的人物，除了我同去數(shù)人之外，就是仁山領導的僧師范同學們──他們從前在僧師范學校時，曾與揚、鎮(zhèn)諸山長老發(fā)生過很大的磨擦──。金山的僧眾，雖不愿意此會在寺內(nèi)舉行，惟處于當時革命濃厚的氣氛中，亦無可如何，唯有暗中勾結諸山長老，作非公開的抵抗。開會時，到有會員和各界代表諸山長老約六七百人。我以和平態(tài)度報告籌備之經(jīng)過，并宣讀通過章程。接著，仁山法師就作了一番演說。當時即有揚州的寂山和尚起立，拿出長老的資格，以老和尚訓誨小和尚的態(tài)度，對這位新進的仁山法師，加以嚴厲的駁斥。由此引起了血氣方剛的僧師范同學們底劇烈反抗，全場空氣極度緊張，從唇槍舌劍式的辯戰(zhàn)，幾演成“全武行”的慘劇。幸得赴會各界代表底排解和制止，把章程上負責的人提出通過后，草草散會。

　　會期終結后，我仍回南京策劃全國會務的進行。仁山法師和同學們，仍留金山，依照會中計劃，在寺內(nèi)劃出一部分房子來作會所及開辦學校，積極進行。詎料在辛亥十二月二十外，金山寺暗中進行破壞的工作成熟，由庫房、客堂的職事為領導，率著三四十個工役，在半夜里打進了佛教協(xié)進會會所；人少的僧師范同學，大半受了傷，仁山法師就是受重傷的一個。這場風波鬧得不算小，監(jiān)院、知客、副寺和許多工役都被法院逮捕拘押。我事前毫無所聞，后來在報章上看到這種消息，佛教協(xié)進會受了這個打擊，無形中陷于停頓了。

　　我對于佛教協(xié)進會所定的章程及宣言，雖極和平，然有一次演說，曾對佛教提出了三種革命：一、教理的革命；二、教制的革命；三、教產(chǎn)的革命。第一、關于教理的革命，當時的佛學叢報曾加反對。我認為今后佛教應多注意現(xiàn)生的問題，不應專向死后的問題上探討。過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禍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則應該用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導世界人類向上發(fā)達而進步�？傊�、佛教的教理，是應該有適合現(xiàn)階段思潮底新形態(tài)，不能執(zhí)死方以醫(yī)變癥。第二、是關于佛教的組織，尤其是僧制應須改善。第三、是關于佛教的寺院財產(chǎn)，要使成為十方僧眾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繼承遺產(chǎn)的私有私占惡習，以為供養(yǎng)有德長老，培育青年僧材，及興辦佛教各種教務之用。這些主張，在章程上都沒有明顯規(guī)定，但實含有此種趨向，可待時議決施行，惜該會不久即遽行夭折！

　　經(jīng)過金山風潮后，江、浙諸山長老于上海發(fā)起組織中華佛教總會，由八指頭陀商量將佛教協(xié)進會并入中華佛教總會，因此中華佛教總會成了全國統(tǒng)一的佛教最高機關，轄有省支會二十多個，縣分會四百多個，佛教會、大同會等組織亦自行解散�？倳�辦有佛教月報，由我負責主編。元年冬天，八指頭陀為保護寺產(chǎn)入北京請愿，事未竟而圓寂，會長由冶開掛名，靜波、應干等辦事不力，佛教月報僅出至四期便即�？�。佛教總會于民國三年被靜波改為中華佛教會，自任會長，會務無形陷于停頓。我于佛教月報�？�，早不預聞會務。到民三歐戰(zhàn)起后，遂至普陀閉關，我的佛教改進運動，在此暫告一段落。至民四，由預備帝制自為的袁世凱公布內(nèi)務部所制寺廟管理條例三十一條，明令取銷了佛教會，全國便沒有佛教改進運動可言。

　　第二期

　　甲　理論的集成

　　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的第二個時期，是從民國三年至十七年間──二十六歲至四十一歲。民國三年秋起，在普陀閉關的三年中，一方面著重在個人身心──戒定慧──的修養(yǎng)工夫，同時對于律藏和小乘的經(jīng)論，大乘曼殊、龍樹的一系經(jīng)論，彌勒、天親一系的經(jīng)論，以及臺、賢、凈、密、禪諸部，都一一作有系統(tǒng)的研究。我國固有的諸子百家底學說，和從西洋譯來的新文化，亦時加瀏覽。由此種身心學術的修養(yǎng)而感發(fā)出來的思想，便演成了當時的各種著述。

　　從民國三年至六年間，把我從前研究佛法的基礎，更擴大而深造了。過去我僅于禪宗、般若及天臺教理深有領悟，賢首、慈恩稍有涉獵；這時我卻把唯識、三論精刻研究，在整個的大藏典籍中，對大小乘各宗加以比較和綜合。我經(jīng)過這番鉆研的工夫后，所構成佛學整個體系思想，就和從前迥然不同了。

　　民國五年，我著有首楞嚴經(jīng)攝論，佛學導言，這可以說是對于佛教大小乘的教義，有個大體的判定。中國原有的十三宗，我把其中的小乘成實和俱舍歸附于大乘，并并合涅槃、攝論、地論總為大乘八宗。在八宗的教理和歷史，作分別的綜合研究之后，在佛學的基本的宗旨上，一方面看到各宗的殊勝方便，一方面看到各宗都是究竟平等。對于中西古今的學術，亦多有說明，如著有古學的周易及荀、墨諸論，今學的破神執(zhí)、訂天演、辨嚴譯與教育新見、哲學正觀各篇。

　　為欲根據(jù)教理、教史以樹立佛教改進運動的理論，我又著「僧伽制度論”和較簡略的“人乘正法論”。僧伽制度論是對出家僧伽的集團生活，加以嚴密的修整，使其適應時勢所宜，成為合理化的現(xiàn)代組織；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團。這論所擬的整理計劃，全是根據(jù)原有住持三寶的僧律儀演繹出來的，可以說是現(xiàn)代僧伽的規(guī)律。因為、佛在世時制定的比丘律等，就是僧伽制度；故古代叢林創(chuàng)設的清規(guī)，也從佛陀所制的規(guī)律沿革而來，不過因為風尚俗習不同的關系，古德根據(jù)佛陀制律的根本原則，另創(chuàng)適應當時當?shù)丨h(huán)境需要的規(guī)矩。佛教從印度傳至錫蘭、緬甸等地，因錫蘭與印境毗連的原故，直至現(xiàn)在，尚多分保守佛陀原始所制的律儀；惟傳至西藏、中國、日本等地，就因氣候風俗等環(huán)境全然差異，佛制的律儀──除了根本──和僧伽生活的方式，不得不隨著而改變。由此可以證明佛教律儀每因其所流傳的地域而遷易，如中國的隋、唐間，僧伽律儀就演變到叢林和小廟的僧制，這也是說明當時須要這樣的僧團，方能住持當時的佛教。但這種制度，是只適宜于中國帝制時代的，一入民國，即不能不有所更改。

　　在整理僧伽制度論中，并附有佛教正信會的綱要。僧伽制度的整理，是在改組出家佛徒；而正信會綱要，是在組織在家佛徒。這綱要的提示，為依著人乘正法的理論去實行，目的是使在家佛徒對佛法由真正的理解，而起正確的信仰──對三寶起清凈的信德，明因果業(yè)報，實行五戒十善。這不僅應用于個人，而且應用于家庭乃至社會國家之間，建立人與人間的道德能力，以這道德能力改造社會國家──，構成佛化的倫理、政治、經(jīng)濟的新社會。這就是以極普遍極廣泛的人群為對象，依著大乘菩薩精神的組織──佛教正信會。

　　佛教在中國歷史上，曾有不少的演變。自從隋、唐一度的隆盛后，宋、元以降，漸漸就消沉下去；至清朝末年，更是佛教最衰頹的時期，也就是佛教興亡的一個重要關節(jié)。這也是由于國家政治底變革，致形成這種情況。辛亥革命成功，中國既成立了共和立憲的國家，僧伽制度也不得不依據(jù)佛制加以適時的改變，使成為今此中國社會需要的佛教僧寺，這就是我作僧伽制度論的動機。在僧伽制度論，我一方面想對在家佛徒作個極普泛的大聯(lián)系，一方面致力于提高僧伽地位，這是我在當時對于佛教改進運動所發(fā)生的理論。關于住持佛教僧伽，要經(jīng)過一個嚴格的長期訓練，養(yǎng)成高尚、優(yōu)美、完善的德學，以佛法為修學實習的中心；旁參以近代的思想學說，準備作宏揚佛法的僧伽，真正代表佛教的精神去救世救人。 而住持僧的數(shù)量不必多， 但求質的提高，然亦以為無減少當時僧數(shù)的必要；我的計劃是要全國的僧眾，每個都真正有住持佛教的資格。正信會是以攝化在家信眾為目的，重在將佛法普遍深入民間，使全世界的人類，都變?yōu)榉鹜拥男磐健＿@和僧團組織大不相同，僧團是住持佛法，這是專為佛教普及人類。我國古來的佛教制度，全以出家人為代表，在家佛徒?jīng)]有獨立組織，要實行佛法即須出家，在家是不能的；而且素有學佛要待年老和擺脫家庭環(huán)境的思想，故在家眾沒有離開出家眾的制度。我覺得這是一種錯誤，故有在家與出家分別組織的制度；出家佛徒要提高其僧格和地位，能真正住持弘揚佛法，使人們崇仰為導師；在家佛徒則使其由研究信解佛法的學理，行為則以社會道德為基本，實行五戒十善之人間道德，改良社會、政治、文化、教育、風俗、習慣。這種平易近人的道德規(guī)律，最易于實行和普及人間，使人人都可以學佛，都可以做一個佛教徒。當時我對于改進佛教制度，有這樣理論建立，我雖在閉關的時期沒有作其他的活動，卻集成了我對于改進佛教的理論。

　　民國六年出關后，下半年有人請我到臺灣講學，我順便往日本考察佛教，大概一個多月。所到的地方，只有神戶、大阪、和京都──京都是日本的西京，明治維新前的京城──，雖然沒有去到新都的東京， 但佛教的中心仍在西京， 故考察的結果，覺得日本佛教很多與我的僧伽制度論吻合之處。日本佛教各宗都有一個嚴密系統(tǒng)的組織，一宗有一宗的宗務院，管理全宗的行政；寺院分成大小等級，某種事應該是某種人去辦理，都能“人盡其材”去分配工作。各宗同樣辦有佛教教育，小學、中學是普通的，大學則專屬某宗，是某宗所辦；社會的文化慈善等事業(yè)，皆有多方活動。這些都和我的僧伽制度論所擬的計劃不謀而合。

　　但日本雖有各宗系統(tǒng)嚴密的組織，而沒有全國佛教最高的整個管轄機關。那時有一個佛教聯(lián)合會，可是在草創(chuàng)時期，且有幾個專尊自宗的宗寺反對參加。因為、日本佛教是各宗各自為政的，故力量分布在各宗的身上，形成了宗派的信仰，沒有整個佛教的信仰可言。關于分宗，各宗有各宗的宗寺等，我在僧伽制度論中亦有論及，但我主張有行教院和持教院及佛法僧園的總團體；且在家組織的正信會，對佛教要有統(tǒng)一的信仰，絕不能和僧寺一般的分宗，應以三寶為唯一信仰的對象。日本雖有佛教聯(lián)合會的組織，但甚松懈，未見健全，實不及我計劃的佛法僧園組織的嚴密。故覺得我的僧伽制度論，有其分宗的長處，無其分散信仰力量的短處。關于日本佛教教育，我亦作了一番的考察，備作回國后辦佛學院的參考。這就是我理論的建立，和從日本考察證明了我的理論底結果。

　　乙　運動的復活

　　從日本回國后，民國七年我在普陀山宣講佛學，由黃葆蒼──大慈、蔣作賓、陳裕時等聽講之結果，到上海聯(lián)合王一亭、章太炎、劉笠青、史裕如、張季直等，創(chuàng)辦覺社，刊刻關于我的著作，如楞嚴經(jīng)攝論等；并編發(fā)覺社季刊，作文字的宣傳；一方面又隨時開會，演講佛學。而我的改進佛教運動，也就從此復活起來了。

　　當時歐戰(zhàn)未停，很多人都感到科學愈昌明，物質愈進步，侵略者屠殺人類的利器亦愈猖獗，世界人類真正的和平幸福更得不到保障。覺社是以佛法來作救人救世的和平運動為宗旨；這樣以佛法作口頭和文字的宣傳后，各地設會講經(jīng)或講學的，盛極一時。民國七、八、九年，我在武漢、北平、上海、廣州等地講經(jīng)講佛學。在這種風氣和提倡之下，各地都有佛教講學會和講經(jīng)會的設立，而許多佛教團體的組織，如上海佛教居土林等，亦乘時出現(xiàn)。

　　在過去講經(jīng)的法會，局在寺院一隅，祗講給出家的僧眾、和少數(shù)的在家信徒聽。但自覺社風氣一開之后，社會群眾對于佛學起了研究的興趣。我提倡這種講學的目的，是想以佛法真正應用到救人救世上， 即我所說的由正信佛教以實行“人乘正法”；但仍不忘另一方面的重要作用──僧寺制度改革，使僧寺真成為弘法利生的機關，養(yǎng)成真能住持佛法的僧材。整理僧伽制度論，曾在民國九年的海潮音印行。但仍不過是一種理論的公布，尚無任何根據(jù)地去實行。那時、全國既無一個有系統(tǒng)組織的佛教機關，連各地方的僧眾團體也沒有，有的只是“各家打掃門前雪”的寺院而已。政府對于僧寺，也祗有寺廟管理條例的具文。因此、我對于僧寺的改進，當時只想就原有的一個僧寺而先行著手整理。

　　民國十年春初，我接管凈慈寺，這是杭州有名的古剎。雖是一個叢林，但內(nèi)里情形非常腐敗。我接管此寺的動機，是深想以此為實行著手改革僧制的根據(jù)地。在初到的數(shù)月間，即竭力著手內(nèi)部的整理，費了不少的力，才稍為有點頭緒。因凈慈寺是永明壽禪師的道場，我把禪堂改為禪凈雙修的角虎堂，并籌設永明精舍，以作研究佛學，栽培弘法人材的地方。當時的風氣不比現(xiàn)在，因為整理凈慈寺的關系，引起杭州諸山僧的忌嫉，他們怕我把凈慈寺整理好了，使他們相形見絀。而寺中囿于惡習不甘拘束的退居與老班首等，勾結了諸山寺僧及豪紳軍人，到六月間，便假借名目，向我大肆攻擊。但當?shù)氐墓偌潱�也多對我同情而擁護的。秋天、我到北京講經(jīng)，京人士亦多遙為聲援，大有相持不下之概。在這種惡勢力之下爭持，我覺得有點徒耗精神力量；次年就讓出凈慈寺，這是我著手實際改革僧寺得到的障礙。

　　又我曾以“人工與佛學”一文發(fā)表在海潮音，內(nèi)容是說僧眾對于資生事業(yè)，在不違背佛法原則上，都可以工作， 不妨仿效半工半讀的性質， 并引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勞作精神，證明我們要以自己的勞力取得工資，把剩余的時間來研究實行高深的佛學。當時因蘇俄革命成功，共產(chǎn)黨的思想很流行中國，如果自己不有生產(chǎn)工作就等于滅亡，故僧眾都感到有工作的需要。由于我這樣的提倡，遂生了后來所謂農(nóng)禪、工禪的流行語。在另一個時候，我又發(fā)了“職業(yè)與志業(yè)”一文，說明分開職業(yè)與志業(yè)的重要性。這是專對一般廣泛的佛教徒而言的，要他們不要存學了佛不做事的念頭，要一方面勤于職業(yè)，一方面研究佛法。這篇文章也發(fā)生了很大的作用，當時有過一班職業(yè)青年組織了佛教利濟會，曾作過熱烈的運動。

　　依照當時各行有各行的行會設立，我又提倡“僧自治會”。意思是說：僧眾應該實行獨立自治，自己管理自己，不受地方豪紳的壓迫。當時地方人士，往往利用“十方”二字發(fā)生干涉，連法院的法官也弄不清，都以為“十方”僧寺是指地方人民而言，故時有自稱“十方”驅僧提產(chǎn)的事件發(fā)生。他們實不知道“十方”是指的十方常住僧伽，故我針對他們的誤解而有組織“僧自治會”的提議，但這理論始終未見實行。

　　民國十二年，我著有“志行自述”，講我作改進佛教運動，著重整理僧伽制度和大乘菩薩行。這篇文章的內(nèi)容，就是后來常為人引用的“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這兩句話。

　　民國十二、三年，同時有實際行動的，就是在廬山建設大林寺的講堂。初時的組織極簡單，在一間木屋里，陳了一些桌椅，不特沒有舉行什么佛教儀式，就是連佛像也沒有；但干起事來卻極有精神，因為那里是國際避暑區(qū)，中外人士大都信仰基督教，差不多是耶教徒的勢力范圍。我們在廬山演講佛學，無異走進了基督教區(qū)宣傳佛法；當時來聽講的，也有外國洋人的耶教牧師。于是我就很想聯(lián)合世界佛徒，作國際佛教的運動，使各國人士都能信受佛法，就創(chuàng)組世界佛教聯(lián)合會。十三年，不特日本派代表來參加講演，就是德、美及芬蘭等也有佛學家來加入，這是一種廣泛輕松的運動，不能說是佛教國際的組織，只可說是國際佛教徒的聚集。

　　日本參加了世界佛教聯(lián)合會后，要求第二年在日本開會。后來經(jīng)過雙方──中、日──討論，把范圍縮小了，改為東亞佛教大會。為著要派代表去日本出席，覺得全國無一個代表佛教的最高組織，我國代表實無從派遣。故民國十四年上半年，我在北平講經(jīng)時，提倡組織中華佛教聯(lián)合會，即進行章程備案，江、浙、贛、鄂、川、湘等省，亦起而組織省聯(lián)合會，但未能每省都有，故不能全國整齊劃一。由此，下半年出席日本的東亞佛教大會代表，推派了二十八個。

　　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從廣東打到湘、鄂而至贛、皖、江、浙。因為那時國民黨容共的關系，故共黨宣傳社會革命的工作非�；钴S，大有實行共產(chǎn)的危險，所以僧眾大起恐慌。同時、開封有破壞僧寺的舉動，當時很多受過僧教育及未受過僧教育的人，紛紛來問我有何對付之策，故我有“僧制新論”之作，因覺得前著僧伽制度論已有些不能適應那時的環(huán)境。新論說明中國只有二十萬僧眾，以當時趨勢而論，若不注重生產(chǎn)事業(yè)，光受別人供養(yǎng)自己，那是靠不住的；故就二十萬僧眾中，以十六萬或十八萬作生產(chǎn)事業(yè)，選出二萬或四萬作修學及弘揚佛法的住持僧，這是適應當時環(huán)境而發(fā)的理論。及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后，國家社會對于佛教情形漸好，寺產(chǎn)亦漸可保障，僧眾不像以前那樣驚慌了。但在國民革命的趨勢上說來，主張革命民權，不革命者無權，革命空氣仍極濃厚，大有不革命不能生存之概！故僧眾亦覺得有革命的需要，曾受過僧教育的僧眾，咸以為：佛教不革命就不能適存，非來個佛教革命不可�？墒侵挥锌照摱鵁o系統(tǒng)的組織行動，甚至有離開了佛教立場，成為俗化以革掉佛教整個生命的；也有以佛教沒有辦法，隨著舊勢力而意志消沉的。當時我就作了一篇革命僧的訓辭：

　　“中國的佛教革命，決不能拋棄有二千年歷史為背景的僧寺，若拋棄了僧寺以言廣泛的學術化、社會化的佛教革命，則如拋棄了民族主義而言世界革命一樣危險”！

　　我舉出了他們的弊病和佛教革命俗化的危險后 ， 就指出一個佛教革命的根本辦法：

　　最根本者，為革命僧團之能有健全的組織。其宗旨為：1.革除：甲、君相利用神道設教的迷信；乙、家族化剃派、法派的私傳產(chǎn)制。2.革改：甲、遁隱改精進修習，化導社會；乙、度死奉事鬼神，改資生服務人群。3.建設：甲、依三民主義文化建由人而菩薩、而佛的人生佛教；乙、以人生佛教建中國僧寺制；丙、收新化舊成中國大乘人生的信眾制；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風化的國俗及人世。

　　這其中，關于佛教革命的僧制，則為佛僧主義；至于佛教普及到民間的，則為佛化主義，佛國主義；文雖簡略，義甚扼要。僧制論、 正信會理論的精要， 都含攝其中。當時唯一希求，是要有主干的組織去依次進行。

　　我作這篇訓辭的本旨，不是公開發(fā)表，是給與從事改進佛教運動的現(xiàn)代僧伽社去作實際運動�？上Т笮�、芝峰在現(xiàn)代僧伽發(fā)表了我的訓辭，以致成為文字上的東西。而現(xiàn)代僧伽社亦僅改為一個月刊社，不能組織成革命僧團。那時、我因預備好歐、美之行，故對于此事亦未能顧及，而十八年冬演為會覺、慈航等在安慶迎江寺曇華一現(xiàn)的失敗行動。而我發(fā)表人工與佛學，志行的自述，僧自治會等言論，與提倡世界的中華的佛教聯(lián)合會之組織，亦為此期運動的波瀾。

　　丙　學院的創(chuàng)建

　　十一年春，我到武漢講經(jīng)，商量改進佛教，須有基本干部人材的養(yǎng)成。得著李開侁居士等援助，平空產(chǎn)生了武昌佛學院。課程參取日本佛教大學，而管理參取叢林規(guī)制，學生在家出家兼收。第一期是造就師范人材，畢業(yè)后，出家的實行整理僧伽制度，分赴各地去做改進僧寺及辦理僧教育的工作；在家的依著人乘正法論去組織佛教正信會，推動佛教到人間去。這就是改進佛教理論底進一步的實施，也就是改進僧制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關鍵。

　　武昌佛學院以前，雖有觀宗寺的宏法社及月霞法師華嚴大學的設立，但這不過是養(yǎng)成講說天臺宗或華嚴宗的講經(jīng)法師而已！干脆說一句：就是講經(jīng)法師的養(yǎng)成所，與我造就改進整個佛教的人材相差得很遠。后來各地創(chuàng)辦仿效武院的佛學院漸漸多了，如常惺法師在安徽、閩南、杭州、北平等地辦的佛學院等，都受了武院風氣宗旨的影響。從我造就出去的人材中，辦開封、九華、嶺東、普陀等佛學院，和武院有連帶的關系，更不待言了。

　　在我辦佛學院的本意，是想第一屆在二年中速成了一班師范人材后，優(yōu)秀者留院深造研究，而第二屆專招出家眾以律儀為訓練，俾佛學院成為新的僧寺。民國十三年，我把宗旨提出之后，院董多未贊成，希望仍照第一屆作廣泛的佛教徒教育。第二屆新生開始上課后，我因前期講學操勞過度，得了胃病，又因未全照我的辦法去行，故托善因法師代理了我的職務，回到浙江休養(yǎng)。在這休養(yǎng)數(shù)月中，著成人生觀的科學，大乘與人間兩般文化，大乘起信論唯識釋等書。次春回過武院，一切仍繼續(xù)辦去，但因我不長駐院講學的關系，精神比前松懈得多。又因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進抵武昌，武院受戰(zhàn)事的影響而陷于停頓，至民國十七、八年，方漸漸恢復起來。但從我十六年主持南普陀后，重心反移在閩南佛學院了。

　　第三期

　　甲　世苑的創(chuàng)設

　　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四十一歲到五十一歲，是我佛教改進運動的第三個時期。這個時期的發(fā)動，應該從世界佛教運動說起。世界佛教運動，即是佛法救世運動。這種運動，是我佛教運動中一貫的宗旨，在前二期中早就有這種趨勢，不過當時我想先把中國的佛教復興起來，用作世界佛教運動的中心和基礎。

　　到了民國十三、十四之后，我的思想上有點轉動，覺得中國革命了十多年，政局一點也不能安定下來，因此政治沒有一定的軌道，社會沒有一點的趨向；中國的佛教之設立團體，也不過做些應付當時環(huán)境的事情，沒有確定實際辦法可以建樹；所以民國三四年間造的僧伽制度論，已經(jīng)不適用于當時了。

　　由于國家沒有一定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可依據(jù)，想復興中國佛教，整理中國僧寺，是不可能的。中國各派政治的興仆，都是受了國際思潮的遷動，故我當時有應先著手世界佛教運動的理想，先使歐西各國優(yōu)秀人士信解于佛法，把他們做人立國的思想和方法都有所改變，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才可安定，中國的民眾亦因歐美的信仰佛法而信仰。如果這個從大處著手的運動成功，那么建立中國的佛教就有辦法了。

　　在民國初年，中國隨世界各國走上了民主立憲的陣線，所以中國大眾都共認為要建立一個民治的國家，就可馬上復興起來，什么問題都解決了！但到了民國七、八年至十三、四年間就不然了，新的主義紛紛抬頭，如蘇聯(lián)則為共產(chǎn)主義國家，義大利則有法西斯主義的產(chǎn)生，德國、日本也走上了法西斯主義的趨勢，中國則被各種不同的政見牽動了，有主張改采共產(chǎn)主義的，有主張仍行民主主義的，也有主張采取法西斯主義的，中國政治既然隨著世界各國政治的趨向而飄搖不穩(wěn)，想改進佛教，自然也找不著一個適應的辦法。

　　在各種不同主義中，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不但能夠適應中國的環(huán)境、風土和民情，同時能采各主義的長處，舍去他的短處，民權主義采有民主主義的優(yōu)點，民族主義采有國族主義的長處，民生主義采有社會主義的思想�？上б虍敃r局面的紛亂，三民主義的范圍僅局于廣東一隅，未能在中國普遍實行，而其他各黨各派的紛歧思想，形成了互相仇視、互相傾軋爭奪的趨勢。

　　當時、我覺得無論那種思想也好，不外乎社會主義──共產(chǎn)、全體主義──法西斯、個人主義──民主。在主義雖各有不同，但都各有一共通點，無論做人立國，自個人階級至民族國家，總為一種斗爭，發(fā)展自己而統(tǒng)制他人，以自己的階級獲得了政權而統(tǒng)治其他一切階級；以發(fā)展自己的國家民族而統(tǒng)制別的國家民族；以個人或團體的資本，壓迫剝削他人而獲取自己的利益。無論做人立國，都以自己利益為前提而竭力侵略他人，結果只有走上戰(zhàn)爭一途。如果這種國際趨勢不改變，中國想實行三民主義是很難的；在世界這樣的紛擾不定中，中國想得到安寧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把佛教傳到世界各國，能夠從做人立國的思想根本改造，使他們知道萬有皆從眾緣所成，沒有孤立存在的個體，想得到個人的利益，要從大眾的利益做起，大家得到利益則個人自然亦得利益；不特人與人間要相資相成，階級與階級、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間，也要相助相益，不應有你死我活的爭斗。要是以這種真理去感化世界人心，感化有思想學問的領袖，改變他們做人立國之道路，從這做人立國的思想，解除了世界紛亂的因素，取得真正的世界和平，中國才可以安寧，佛教才有昌明的日子。

　　在這種意義之下，我就準備到歐、美去一趟，一方面實地考察歐美的政治、經(jīng)濟、宗教等狀況，一方面向思想界的領袖學者們宣講佛學。故當時曾集有幾個人研習英文，打算組織一個團體同去，后來因為機緣不就，故改為設法以我個人先去出國。民十四年間，我就作著這種準備；民國十五年到南洋，就有由南洋以赴西洋的企圖，后來得了熱病回滬。國民革命軍已到了長江流域，在時局動蕩之下，仍作赴歐美之準備。十六年，曾得胡子笏、楊性誠居士贊助；秋間蔣委員長短期下野，回到奉化休養(yǎng)，約我到雪竇寺住了幾日，我順便把出國的意思告訴他，承他力予資助。十七年春，我就把住持不久的廈門南普陀寺與閩南佛學院交由芝峰、大醒代理，到夏間就放洋去外國了。在那時候，國內(nèi)經(jīng)國民革命之后，佛教時在風雨飄搖中。出國前，蔣委員長約我到南京會見，由他介紹的關系，訪過黨國當局多人，我覺得全國應該有個佛教會之類的組織。但當時的蔡元培先生等，認為民初的信教自由，此時已失其效，對于宗教不便提倡，以先設佛學會為宜，因為佛學會是研究學術的機關。我在南京許多要人提倡中，講了三天佛陀學綱，乃發(fā)起成立中國佛學會，并設立佛教辦事人員訓練班，預備我第二年返國后，應發(fā)表次年召開全國佛教代表大會，把中國佛教會組織起來。

　　把佛學會的會務辦得有點頭緒之后，即回上海作歐、美之游。我此行重在考察與宣傳，這在海潮音及寰游記中已說得很清楚。在法國巴黎時，發(fā)起世界佛學苑，發(fā)表宣言書及組織計劃，在英、德、義各地都設有通訊處。法國朝野人士頗熱心贊助，在德國柏林時，法國電邀我回到巴黎，商議在巴黎送一地皮與我作世苑的苑址，建筑和開辦費等由我擔任籌集。當時因經(jīng)濟尚無把握，聲明待返國后再作接收與否之決定，遂由法而渡美。

　　民國十八年回國后，曾為世苑籌備經(jīng)費之規(guī)劃，因機緣相左，經(jīng)過數(shù)年，尚無頭緒。于是把巴黎的捐地辭卻，想先在中國建立世苑的中心，將來慢慢才推廣歐、美去；但最大的困難，還是經(jīng)濟問題。

　　民國二十年在南京接管佛國寺，打算以該寺為世苑的地址，曾和戴院長等商及，極蒙贊成；曾與在坐的李子寬居士等，印布籌集基金捐冊，進行稍有頭緒。不幸長江大水災發(fā)生，又繼以“九一八”的事件，國內(nèi)情形驟然起了很大的變化，政局因之分裂動搖，蔣委員長又作短時下野，世苑經(jīng)費的籌備亦無形中就陷于停頓了。從此，歷年都在暴力侵略之下，更加無從建立，決意先為局部的籌設。整個世苑底目的，在綜合世界的佛教，研究成世界的佛學，實現(xiàn)為世界的新佛教，故有依教、理、行、果四門的計劃：

　　一、教：從佛陀所遺留下來的佛寺塔像及文字經(jīng)典，向東西各國搜集，設立法物館、圖書館，作為研究所根據(jù)的教。二、理：如南方的小乘教理，西藏的大乘教理，中國的綜合教理，歐美以新方法研究的佛學，都一一加以分類的、比較的研究。三、行：包括律、禪、密、凈諸修行的法門。四、果：果是依教理而修行所得的結果，如信果的信眾，和戒果的僧眾，以及定慧果的賢圣眾。故世苑是把世界凡足以為研究根據(jù)的教理，依之修行證果，而樹立世界的佛教為目的。從這整個計劃為局部進行，曾在冠以世界佛學院的名稱下，擬以雪竇寺為禪觀林，北平柏林佛學院為中英文系，閩南佛學院為華日文系以資聯(lián)絡；而實屬世苑系統(tǒng)的，惟專為研究漢藏文佛學的漢藏教理院，及武昌佛學院改設之世苑圖書館。

　　漢藏院的發(fā)起，系十九年我來朝峨眉的時候，劉軍長有派僧入藏留學之議，我主張與其派僧入藏，不如就地設立漢藏文佛學院招僧學習為宜。至二十年，就正式提出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名義，積極籌備。至二十一年秋季來舉行第一班開學禮，同時、武昌佛學院改為世苑的圖書館，亦在是秋開幕。這就是我關于世界佛學苑的世界佛教運動。

　　乙　教會的演變

　　前面我已經(jīng)說過，在民十七出國之前，我先在南京設立佛學會，并發(fā)表在次年開全國佛教代表會議，組織中國佛教會。那曉得在我未回國前，內(nèi)政部長薛篤弼，訂立了管理寺廟條例二十一條，對于佛教有如日本對中國所提出的二十一條的苛刻，有把廟產(chǎn)全部充辦社會公益的趨勢。故由代我經(jīng)辦南京之中國佛學會的謝健、黃懺華等居士，會同上海的江浙佛教聯(lián)合會，商議火速把中國佛教會組織起來。當時在佛教存亡的生死關頭之下，全國僧眾都感到有整興佛教的需要，如印光法師等也擬出整理僧伽制度的方案。

　　在我未返國前，已在上海草草開了一個佛教代表會議，到有十七省代表，都由在上海的各省佛徒集合而成，擬定章程，呈請黨部及內(nèi)政部備案。但在當時的情形，很難有批準的希望，故以王一亭居士和我的聯(lián)名函，由王一亭居士親見蔣主席，批交行政院譚延闿院長，命令內(nèi)政部準予備案，但仍未得黨部批準；中國佛教會起初是如此勉強成立的。成立會雖然開過，我回國后開執(zhí)監(jiān)會議，被推為九個常委中的一人。

　　從十八年下半年至二十年上半年，為我參加中佛會的時期。中佛會成立后，呈請把內(nèi)政部的管理寺廟條例，改由立法院另議條例；當時立法院法制委員長焦易堂氏，曾征詢我的意見，我主張以佛教會為整理振興佛教的機關，草有“佛寺管理條例”，作為立法院的參考�？上Я⒎ㄎ瘑T中明了佛法及我的佛教改進建議者甚少，經(jīng)過幾次開會的結果，大都認為佛教是封建迷信的遺物，以暫讓他自生自滅的意思，而制定為寺廟監(jiān)督條例，經(jīng)立法院三讀通過，于十九年公布，取銷了內(nèi)政部的管理條例。此監(jiān)督條例的內(nèi)容，一方面將佛教原有的習慣保存，一方面責令興辦社會慈善事業(yè)。我初時看到法制委員會的條例草案，每條中都有教會二字，逮議決時，都把教會二字眼取消了；后來公布的不知怎樣又有一條留著教會二字，中國佛教會方有了一點根據(jù)。

　　監(jiān)督條例公布后，廟產(chǎn)興學仍熱烈進行著，中央大學的教授們，有組織廟產(chǎn)興學委員會的，發(fā)表宣言作公開活動。全國僧眾在監(jiān)督條例保障之下，仍惶恐不安，故十九年冬，我在中國佛教會決議，二十年夏召開擴大的代表大會，不特包括各省區(qū)代表，且蒙藏佛教領袖，及四大名山、佛教學院等都派代表出席。這次盛大會議的結果，我有幾個重要提案得到通過，即席籌定經(jīng)費。辦事處由我與仁山法師、王一亭、謝健居士等接管，搬去南京，并籌備佛教辦事人員訓練班，我就在南京常駐會辦事，一方面宣講佛學，一方面進行向黨部立案及保護與改革的運動，辦理二個月，已有相當?shù)幕�礎。當時首都開國民大會，我擬就了保護寺產(chǎn)的提議，由班禪所派代表在會中提出，獲得通過，送由國府蔣主席公布施行。內(nèi)中有云：‘ 凡寺產(chǎn)任何機關團體不得侵占，如有侵占，即以法律制裁’。

　　因此、廟產(chǎn)興學即無形打消。可是一般的寺僧都以為有了政府的明令保護，對于佛教會的事業(yè)，大可不必進行，中佛會的內(nèi)部遂發(fā)生障礙，以前承認的經(jīng)費亦不肯繳，仍主張佛會移滬。我因宣布辭職，從此不愿預聞會務，會中雖仍列我的名字，但我始終未出席任何的會議。

　　到了二十三年，少數(shù)人把中佛會三級制改為兩級制，各省群起反對，投訴內(nèi)政部及中央黨部。廿四年，中央黨部之民眾訓練部覺得中佛會須加整理，指導處張?zhí)庨L商心梵居士，修改佛教會章程，主張僧眾居士分別組織。草案未發(fā)表前，曾抄一份征詢我的意見；我覺得如果分別組織，“ 中國佛教會”名稱太泛，應改為佛教僧寺會和另設佛教居士會，章程要改簡單。如不分別組織，居士名額少一些亦可。我的意見未蒙接納，即行發(fā)表，民訓部責成中佛會在京開理監(jiān)會，并約我必須赴會，謂中國在國難中，不同的政見已統(tǒng)一起來，佛徒更應舍除我見，真誠合作。要由中佛會在南京開的理監(jiān)事會，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而代表的產(chǎn)生，主張由我和圓瑛各介紹一百名代表，呈部圈定半數(shù)作為出席的代表人數(shù)。可是圓瑛陽奉陰違，回滬后即不履行部令，一方面設法阻撓，一方面仍在滬開了少數(shù)人操縱的代表會，另訂修正章程呈民訓部、內(nèi)政部批核，直到去年方疊經(jīng)核改批下，故這幾年的中佛會，已失了辦事的憑借。加以京、滬淪陷，勢成停頓。去年內(nèi)政部公布的章程，容納二十四年的修正點甚多，大致可用，惜滬辦事處已失作用，而我在渝設立臨時辦事處，亦不過便于后方通訊而已，雖有修正章程，亦無從發(fā)動。

　　又我于二十年，根據(jù)寺廟監(jiān)督條例，曾提議過組織“僧寺聯(lián)合會”， 而“佛教僧寺會”的名稱亦是我提出的，但這些皆未曾實行組織過。

　　二十二年春間，曾提出“佛教青年護國團”辦法，以赴救嚴重之國難，即提及出家僧眾辦救護看護等事。后來請訓練總監(jiān)部，免僧普通兵役，另受救護等訓練，即為現(xiàn)今各地僧眾救護隊的濫觴。

　　丙　僧制的新議

　　僧制新義的提出，大概是民國二十年在閩南佛學院的時候，原題為“建設現(xiàn)代中國僧制大綱”，簡稱“建僧大綱”。因為、當時感于立法院所定、所公布的寺廟監(jiān)督條例，其用意似在讓佛教自生自滅，政府采不管不理的態(tài)度，而以一般佛教徒組合的佛教會來改進佛教亦辦不到。因多數(shù)是要被整理的舊勢力，以被整理者作整理的工作當然不可能，故只可根據(jù)教理，重新另建僧制，而訂與僧伽制度論依據(jù)原有僧寺者不同的“建僧大綱”。 其要義大概是這樣：

　　一、以現(xiàn)代中國為范圍：現(xiàn)代：僧制為僧伽所依據(jù)的法制，大至弘宣教化，小至個人行為，悉皆以此僧制為準繩�，F(xiàn)代的僧，當然要依現(xiàn)代的時勢所宜，而不必泥用古代僧制的；原來制度這樣東西，是有時代性的。中國：以現(xiàn)代二字還很普遍，這里加上中國者，只是限于中國而言，而且連蒙、藏亦未包括在內(nèi)。

　　二、僧之定義：僧既為佛教中出家和合眾之專稱，則僧即須對于佛法能真誠信仰，切實了解，并實行佛法，住持佛法，宣傳佛法，使世間上之佛教日臻發(fā)達，以達到利人濟世之目的。

　　三、僧格之產(chǎn)生及養(yǎng)成：甲、以三寶之信產(chǎn)生僧格：1.信法，2.信佛法，3.信佛法僧。乙、以六度之學養(yǎng)成僧格：1.僧格成就首須舍俗，須將一切世間俗樂舍離，即為之施；復能將一切俗樂之習洗凈，即為之戒；由學此施、戒，方可以發(fā)生僧格。2.佛法中說能修行出家法者，即可為“出塵上士”，行出家法，要不為世間一切惡法所搖動，這樣須學忍辱。 真實的要具足僧德，又須精進修習戒定慧等， 才能夠增長僧格。3.僧格發(fā)生增長；繼之以修定而得禪悅之樂，由修慧──聞思熏習──而得法喜之樂，于是信心堅固，僧格養(yǎng)成。

　　四、前議改建僧制之評判：對舊時僧伽制度論、僧制今論、佛寺管理條例、支那內(nèi)學院及大勇等主張返歸佛世的律儀，都一一加以評判，因為這些辦法，均思根據(jù)原有的僧寺制度而改設者，其中雖都有具體的理論辦法，但在事實上、環(huán)境上，皆難以通行。

　　五、今議創(chuàng)設之現(xiàn)代僧制：第一、即須精取慎選少數(shù)有高尚僧格的，制成以下的僧制：

　　甲、學僧制，亦名比丘僧制，約一萬人，分四個學級，修學十二年，為具足學僧之資格。表列如下：

　　乙、職僧制，亦名菩薩僧制，就是修菩薩行之僧，全國約二萬五千人之數(shù)，以五種機關攝之：甲、布教所，乙、病院、慈幼院、養(yǎng)老院、殘廢院、賑濟會等，丙、律儀院、教理院、及文化事業(yè)等，丁、教務機關，戊、專修雜修林。

　　丙、德僧制，亦名長老僧制，這種制度，宜行于山林茅蓬，可以合許多茅蓬為一處，成立專修林或雜修林。茲更將以上三種僧制學級會次列一表以明之：

　　上表乃以三級僧制而立，由學僧以至德僧須經(jīng)四學級或三學級方至德僧位。但有博士、大士學級，可以不經(jīng)下中職僧而至德僧位者。茲以德僧上中下三級復各分三級成九品，上下級職僧限于得學士位二十年以上者，上中級職僧限于得博士位十五年以上者，上上級職僧限于得大士位十年以上者，其中任林長之資格，須得大士位滿二十年以上者，方得充任。

　　我當時對于學級的編制，以現(xiàn)在中學生底學年做標準，十八歲即高中畢業(yè)，亦即成年時期，已有自主的抉擇力，對于佛法如有認識，由認識起信仰而自由出家，出家后即受沙彌戒，依戒實行，二十歲可受比丘戒，這兩年的期間，專門研習戒律及僧徒應有的普通常識。這階段畢業(yè)后，即稱上士，如不再求深造者，即可停學辦事。求高深學識者，則進一步入普通教理院四年──如本院一般──，其程度等于大學，畢業(yè)后可稱學士，成為一中等僧眾，作布教等工作。再求深造，可入研究院三年，如大學之研究院，畢業(yè)后則為博士，成為高等僧眾。過此三年，再作三年的修習──如西藏考得格西后，再經(jīng)三年茅蓬靜修一般──。初二年學戒，次七年學教是聞思慧，次三年修行是思修慧，如是修學十二年，聞思修三慧，戒定慧三學才完備。在這十二年修行的期間，都叫做學僧；比丘戒是學僧共守的規(guī)則，故要完全實行比丘戒，過著比丘戒的生活。

　　十二年的教程學滿后，即得大士學位，應受菩薩戒，進入職僧位──職僧即職務僧，一名菩薩僧。前面說的學僧，即比丘僧。職僧以“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yè)”──布教及辦理慈善文化教育等事業(yè)。

　　由職僧到年老時為德僧，即道德成就的長老僧，可受僧俗信徒的供養(yǎng)，自己專做修證工夫，以為修習僧之依止，及起人民的信心。以上所說的僧眾數(shù)量不必多，全國能有一萬學僧，二萬五千菩薩僧，數(shù)千德僧就夠了。能如此把僧伽地位提高，佛法就可以普及民間。

　　民二十年，我于佛教會提議的教育方案，多與“建僧大綱”中的學僧制相符。后來內(nèi)政部訓令佛教會辦理僧教育，佛會曾擬辦法呈部，被ㄨㄨㄨ斥為不合法，而宣布其所訂辦法，與我的提議亦頗符合。曾作有評論，大意云：‘正規(guī)的建立新的僧制，佛教教育即照我的建僧大綱的辦法，由政府協(xié)助，就原有僧眾中，考取可入律儀院修學。若德學兼優(yōu)者，可推選為菩薩僧，受世人推重的長老，選作德僧。若原有僧眾中，既不能作學僧，也不能當職僧者，則使之受補習教育半年或二年，以求獲得與律儀院相等的程度。倘連補習院亦不能考上者，索性將他淘汰，提出一部分寺產(chǎn)，分養(yǎng)老院、殘廢院，俾安置一切年老及殘廢者。其余無信心、無戒、無行者，即迫令還俗，設工廠、農(nóng)場收容之 ’。ㄨㄨㄨ的辦法，復經(jīng)過內(nèi)政部等數(shù)度會議，都感不到興趣，就無形中停頓下來，始終未見實行。

　　第四期

　　甲　舊會的整理

　　我的佛教改進運動，最近進入了第四時期。因為去年組織佛教訪問團到南方各佛教國訪問，雖出政府的關系，但亦為我原有的心愿。因為我未到過印、緬等地，乘此可以考察南方的佛教，和瞻禮佛陀的遺跡。出國前，曾從昆明飛回重慶一趟，社會部等曾談及健全佛教會組織及遷渝諸問題，使佛教會成為推動佛教事業(yè)的總機關，曾約待我回國后著手進行。今年回國，各有關方面又曾談過幾次，社會部近提出整理佛教會的意見書，內(nèi)容說明中佛會演變的歷史，及政府整理的經(jīng)過，滬辦事處停頓后應采的設施，對國家社會事業(yè)要有所貢獻。這意見書是征求政府及佛教中人的意見而定其辦法。因為、佛教會無形解體，故先組織一個整理委員會，將舊有佛教會全部停止活動，以待整理而實行。去年公布之修正章程，整理委員由政府聘請德學兼優(yōu)的僧眾擔任，整理委員會可聘請與佛教有關的長者居士任設計委員。此書曾寄了兩份給我和李子寬居士，李居士曾回信補充意見，可加請章嘉、印光諸師及戴、朱諸公作名譽指導，這就是關于我回國后對于舊會整理的趨勢。

　　乙　大學的改建

　　我這次到緬、印、錫等地考察后，覺到以前的世界佛學苑雖然可用──該苑是包羅一切，新創(chuàng)一世界佛教，將世界所有各種文字的佛教遺產(chǎn)，收羅為綜合比較研究的根據(jù)，將研究所得的學理，樹立長久普遍的正規(guī)佛教──，但用諸改進中國佛教，尚不能作切實的根據(jù)，因這計劃太為廣泛。而在印度的摩訶菩提會等佛教團體，曾發(fā)起一佛教國際大學，與我世苑教、理、行、果四階段中的教理二階段甚相符。他們請我參加發(fā)起，我告以從前曾有世苑的組織，在中國已奠下點基礎，對于組織佛教國際大學甚贊同，惟嫌與世苑重復，不若將“世苑”、“佛大”合并成世界佛教大學。其院址不限定設在什末地方，為紀念佛陀和復興印度佛教起見，總辦事處可設在印度，歐、美、亞洲諸國，都可以遍設學院，如漢藏教理院，即可為世界佛教大學院之一，所研究的是佛教底高深學理，不須再學普通常識，依照近代大學制度，畢業(yè)后即授學士位。有一次、我和佛教國際大學的籌備員詳細談了兩個鐘頭，他們已把擬就的英文章程給我?guī)Щ�，我現(xiàn)在也預備把世苑的章程寄去，以便互相交換意見，這就是最近世苑與佛教國際大學合并的計劃。

　　丙　新制的開建

　　新制的開建，這和從前僧制新論有著密切的聯(lián)絡關系。世界佛學苑，完全以研究世界的佛學，建立世界的佛教為目的的。世苑既有與佛教國際大學合并的計劃，使我更感到有復興中國佛教，以中國佛教作他的基礎和中心的必要。此對中國佛教的振興，雖有廣泛普遍的改進功用，但不能迅速的成為有效有力量的表規(guī)出來；因為、以中國佛教會為整理機關，僅能使全國的僧寺稍有適當?shù)囊?guī)制，不能存著過分的奢望。

　　所以、我們真正的要改進中國佛教，把重興中國佛教的力量發(fā)揮出來，我覺得是要有一個模范道場出現(xiàn)。訓練一班中堅的干部人材，建立適合今時今地的佛教集團機構，使社會人士改善對佛教的觀念，使其他的寺院仿效學習。這種道場，無論選擇在那個山城都可以建立，這是前次所講“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的今菩薩行之實驗，故和此次出國考察所得的觀感有關。就是說：“中國佛教所說的是大乘理論，但不曾把他實踐，不能把大乘的精神表現(xiàn)在行為上；故中國所說的雖是大乘行，但所行的只是小乘行。錫蘭雖是傳的小乘教理，而他們都能化民成俗，使人民普學三皈五戒，人天善法，舉國信行，佛教成為人民的宗教；并廣作社會慈善、文化、教育等事業(yè)，以利益國家社會乃至人群，表現(xiàn)佛教慈悲博濟的精神；所以他們所說雖是小乘教，但所修的卻是大乘行”。故我當日曾談到要實行今菩薩行，而大小乘的判別，應該從行為表現(xiàn)區(qū)分，光是把“眾生無邊誓愿度”放在嘴巴上，這不能表現(xiàn)大乘佛教的真精神！

　　在佛教戒律中，有所謂苾芻學處，我現(xiàn)在很想來建立一菩薩學處， 位分六級：一、結緣三皈：這是些雖皈依于三寶，對三寶尚無正信和正見的徒眾。二、正信三皈：這都是些智識份子，對佛教已有正當?shù)牧私夂托叛�，由正信而皈佛教者，年齡學識約當十九歲以上及曾受中等教育的程度。三、五戒信眾──五戒上可受短期的八關齋戒，但不另成一階級──：受五戒后，有兩條路線：一條是由五戒后直接發(fā)起菩提心，受菩薩戒，成為在家菩薩。一條是受五戒、習八戒后，轉進入出家階級，作沙彌、比丘，受十二年的教育而成為出家菩薩；這和前說的學僧制有著聯(lián)絡的──在家菩薩經(jīng)過二十年以上來出家，可適用寶華山般的傳戒儀式，五十三天中受完沙彌、比丘、菩薩的三壇大戒，頓成出家菩薩，因為、已有二十年在家菩薩的實驗。前年鐸民居士與梅光羲居士談五十歲以上方可出家，可與此制相當。四、出家菩薩，自有其集團制度。更有已具德行、已成菩薩者，統(tǒng)理菩薩學處，在家菩薩、出家菩薩之事業(yè)，直稱菩薩行，這是在組織的階位上說。從正信三皈，到五年出家菩薩的初階，應有干部人材的訓練，以養(yǎng)成菩薩學處的干部人材。在家菩薩下至結緣三皈，都可為菩薩學處攝化的大眾。菩薩學處的出家菩薩，要經(jīng)過十二年戒定慧的修學，或經(jīng)過在家菩薩二十年而出家，但終身作在家菩薩亦宜，以在實行上，同為六度四攝，即是實行瑜伽戒法。六度、四攝是一個綱領，從具體表現(xiàn)上來說，出家的可作文化、教育、慈善、布教等事業(yè)，在家的成為有組織的結緣三皈、正信三皈及至五戒居士在家菩薩，農(nóng)、工、商、學、軍、政……各部門，都是應該做的工作，領導社會作利益人群的事業(yè)；六度、四攝的精神，就在個人的行為，和為人類服務中表現(xiàn)出來。學處內(nèi)設立出家菩薩養(yǎng)成所，經(jīng)過沙彌二年、比丘十年的時間。在學僧的過程中，更設出家菩薩訓練班，使能涉俗利生。另設在家菩薩訓練班，因為、他們對社會事業(yè)雖然有經(jīng)驗，但參加佛教的干部工作，應更加短期訓練。在三皈至五戒間，則有信眾訓練班，在總組織則有佛教會。干部人材都可作佛教會發(fā)動機。

　　在攝化大眾的廣泛事業(yè)上，在家菩薩什么工作都可以做，出家菩薩則做文化、教育、慈善。文化方面的，如圖書館、書報等，教育方面，如小、中、大各級學校，慈善方面，為醫(yī)院、慈幼院、養(yǎng)老院等。資生方面，如工廠、農(nóng)場、商店等，都可以佛教個人或團體名義去辦，移轉一般只談佛教消極不辦事的觀念；即在個人行歷中，亦處處現(xiàn)出信仰佛教。向來社會上作事的佛徒，大都不肯承認自己信仰佛教，所以社會人士，就說學了佛不再做人、做事。在家菩薩能夠在每一事業(yè)上，都表現(xiàn)出佛教徒精神，社會人士自然對佛教生信仰，僧眾的地位也因此提高，恭敬尚且來不及，那里還會來摧殘佛教？真正的大乘佛教實行到民間去，使佛教成為國家民族、世界人類需要的精神養(yǎng)料，佛教當然就可以復興。不過、這里所說的，最要緊是實行表現(xiàn)出來，不僅是空口說白話，或以筆墨寫成的文字。

　　把最近新制的開建講完，“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在此暫告一段落。現(xiàn)在把菩薩學處的系統(tǒng)表格列出，以作這次演講的結束吧：

　　﹝演培、妙欽、達居合記﹞﹝見�？�二十一卷十一、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