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人生思想過程(中)

  印光大師人生思想過程(中)

  內(nèi)容提要:本文以《印光大師全集》為中心,其中以《印光大師文集》為重點。論文以時間為軸、以思想為線索,對凈宗士十三祖印光大師的生平作了簡要描述。本文的重心在于闡明大師學佛、修行、弘法的過程,對大師如何由儒轉(zhuǎn)佛、為何獨依凈宗等問題作了探討。 關(guān)鍵詞:印光大師、人生、思想

  三 潛修后弘法

  1894年,師至法雨寺后,大師意以隱跡,遂安單藏經(jīng)樓,主理藏經(jīng)。師閱藏之余,勵志精修。久之,寺中大眾對師之修持學問,皆共欽佩。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師35歲),朝圣跡,拜舍利,住阿育王寺達三月之久。且有人朝拜舍利時,師皆附之而看[25]。

  1897年,因法雨寺僧眾堅請講經(jīng),師辭不獲已,遂講《彌陀經(jīng)便蒙鈔》一座。講畢即于珠寶殿側(cè)閉關(guān)[26]。師此次一閉關(guān),便達六年之久(兩期,三年為一期),凈業(yè)大進。出關(guān)后仍住法雨寺經(jīng)樓。后由于諦閑法師為溫州頭陀寺請大藏經(jīng),邀師相與助理而入京都一次(1904年,光緒三十年,師44歲),其余時間皆住于普陀山中。

  師從1894年入山以后,即始終韜光養(yǎng)晦,山中偶有文事令大師作,師皆署以他人之名,“印光二字,不敢露出”[27]。

  師雖處山中,間有人請教大師者,皆以三世因果、閑邪存誠、敦倫盡份而勸之。至民國伊始,師雖未廣弘教法,但其勢已蓄,終于龍?zhí)焱瞥觥?/p>

  師之弘法之緣始于高鶴年居士。高鶴年居士是近代佛教史上有名的佛教外護,也是一位史無前例以朝山訪道而四出行腳的旅行家。從18歲始天涯行腳達三十五年之久,后又至力于社會救濟事業(yè),著有《名山游訪記》。高鶴年首次拜訪大師是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師38歲),鶴年稱大師“寮房之中,淡薄衣單,外無長物,真是一個清凈僧寶”[28]。至此后,鶴年與大師關(guān)系一直很密切。

  由于師幾乎不怎么出山,而鶴年經(jīng)常在外,與各地佛教皆有來往,熟悉外邊的情況。到宣統(tǒng)元二三年(1909年),師常函詢鶴年方外佛法如何,且囑以提倡凈宗及因果報應。

  師向外弘法始于1912年(民國二年,師53歲)。因狄楚青在上海辦《佛學叢報》(為中國近代佛教辦報刊之始),請鶴年幫忙收集稿件。由于鶴年與大師十分熟悉,且知大師文章、修持皆佳,遂至普陀向師索稿四篇。這四篇文章分別是:《凈土法門普被三根論》、《宗教不宜混亂論》、《佛教以孝為本論》和《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前二署名“常慚”、后二署名“普陀僧”而刊之[29]。實際上,此四文皆是大師以前代他人所寫的作品[30]。此時世人均不知“印光”之名。

  恰好此時,在北京政府任職的徐蔚如居士,讀《佛學叢報》,深為欽佩師的文章,遂四處向人打聽“常慚”為何許人也。通過多種途徑終于問得,“常慚”即是普陀山法雨寺的“印光法師”。從此,徐蔚如便設法收集并刊印大師的信稿,從民國六年(1917年)始,“印光法師”之名便揚于海內(nèi)外,一發(fā)而不可收,大師在復他人信中是這樣說的:

  自光緒十九年至普陀法雨寺住閑寮,至民國六年不與外邊人往還,即山上令支筆墨差事,亦不用“印光”二字,民國六年,徐蔚如得三封信,印數(shù)千冊送人,名《印光法師信稿》;次年又搜得二十余篇,名《印光法師文鈔》,由北京印出,來普陀求皈依,光令皈依諦閑法師。從此日忙于書札應酬,了無止期矣![31]

  師不收弟子(包括皈依弟子和出家弟子)是大師素有的心愿,民國二年,高鶴年到普陀收集稿件時,大師就說過:“欲皈依我者,決不承認”等語[32]。鶴年屢次頂禮勸師不可太執(zhí)泥:如有真正發(fā)心請求者,務說方便皈依,方合佛祖遺風。但師堅不應允。

  后鶴年慮及可能大師恐違常住之規(guī)模而不便,遂向法雨寺住持、老當家請求通過后,師始合笑點頭允之。

  1919年(民國八年,師59歲),徐蔚如之友周孟由兄弟及祖母到普陀,懇求皈依,師授之,是為師授皈依之始[33]。但大師一生卻從未收過出家弟子;很多人寫信向師表示要出家,師也多勸其在家修行,不可出家。

  師在大弘法道之先,即有示悟境之跡。師在1919年(民國八年)臘月給高鶴年的信中寫道:

  光數(shù)十年來,印光二字不敢露出,因閣下多事之故,致令賤名劣作遍刺雅人耳目,愧何如之!去歲妄企親證念佛三昧,而念佛三昧仍是全體業(yè)力。今年自知慚愧,于九月半起七,至明年二月底止,念佛三昧不敢高期,但企懺悔宿業(yè),令其盡耳!誰知念佛三昧竟與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滅,佛光普照法界!我以業(yè)障不能親炙,苦哉苦哉!奈何奈何!書此以期知己者代我分憂。[34]

  能親見宿業(yè)與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滅者,想必為悟道;又羅鴻濤在編輯《文鈔三編》謄寫此信時,在文后另加按語認為此即是大師示悟之跡[35]。另外,以大師的為人非常實在,且一向不以虛詞示人,此必是大師親身之體悟。并且,師在弘法之信中,屢屢強調(diào)弘法之先當求一心,得悟處后再弘法道不遲,否則必將以一盲引眾盲,誤人于深坑之中。筆者認為,此不論是示跡還是表演(也許大師早已悟道,甚或為再來大士),都符合大師之平素之言行,也是為后來者作楷模而已!所謂:八十老翁作舞,為教兒孫故。

  師最初弘法時,認為《安士全書》十分重要,“允為世善第一奇書”。大師在教導弟子時,積極倡印此書。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時即有四川李天桂發(fā)愿刊板流通,惜因緣不成熟而未行。盡管如此,師仍全力倡導,終于1918年(民七年)有陜西人劉芹浦(字在霄)并其外甥趙步云出資刊印,但印書之事須大師自為。

  同年,大師便下出往揚州聯(lián)系印書,但因初次出山,人生地疏,遂邀高鶴年同行。次年《安士全書》終于出書了(此書經(jīng)大師校正本過)。從此以后,師常往揚州、上海校印、刊刻各種經(jīng)書、善書(后來上海佛學書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成立,就很少往揚州了)。師在上海時,太平寺住持真達在寺中特辟凈室一間供師使用。此后力護法門諸君子,如魏梅蓀、王幼農(nóng)、許止凈、范古農(nóng)、王一亭、朱子橋、屈文六、關(guān)綗之等,或順私人問道、或因社會慈善,有所咨詢,亦時常至太平向師請益;各方投函,更難勝數(shù)。

  大師如此忙碌了近十五年。在1928年(民十七年,師68歲),師因交通太便,信札太多,人事太繁,而煩不勝煩。有移居他處歸隱之意。恰好有廣東諸居士在香港建有佛堂,請師前往。七月,師下普陀山,先至太平,由于風大不得不延遲,而在滬諸師及居士等則力勸師留下。

  1930年(民十九年,師70歲),因眾人堅請,又有真達等師舉蘇州報國寺供養(yǎng),師終因法緣之所在,移錫報國掩關(guān)。先是師意將滅跡長隱時,便以各種經(jīng)書、善書之紙板數(shù)十百種及印而未流通之書數(shù)萬冊,付于明道法師。明道師承師命就上海覺圓創(chuàng)立弘化社,第二年(1931年)遷于蘇州大師閉關(guān)之報國寺內(nèi)。

  大師本欲謝絕人事,閉關(guān)自修,卻仍有眾多弟子追而不舍。師不肯阻其向道之誠,仍在關(guān)中時為說法,弘法事業(yè)轉(zhuǎn)為更盛。

  由于師信函過多及有校書之事,忙不開交,又因眼不好,曾兩次在新、申兩報及半月刊上,登《謝絕函件啟示》:第一次是1933年(民廿二年,師73歲),由于要編清涼、峨眉山、九華山三山志,無暇回信故;第二次是1935年,由于師校書夜以繼日,勤奮之極,而所校之書字太小,在電燈下仍極力校,眼遂大傷。

  1936年(民廿五年,師76歲),師應上海護國息災法會之請,往滬說法七日,帶說皈依,皈依者如云,師將所有香敬悉數(shù)捐去。

  1937年,移錫靈巖山寺。師本無意于此,惟靈巖往昔代有高人,后道埸冷落,妙真師、真達師等苦心經(jīng)營,遂得道埸大興,迨功成,妙真師欲求師廣為弘化,恰值日軍侵我中華,將攻蘇州城,所以大師乃移于山中,仍住關(guān)房。大師一生不做住持,亦是一大特色[36]。

  師自弘法以來,所印經(jīng)書、善書不下四五百萬部,佛像亦多達百萬余幀[37]。其主要有:《安士全書》、《凈土十要》、《印光法師文鈔(正續(xù)二編)》、《了凡四訓》、《感應篇直講》、《憨山大師年譜》、《壽康寶鑒》、《凈土圣賢錄》、《觀音大士頌》、《正信錄》、《新編凈土五經(jīng)》、四名山志等等幾十上百種。其中,《安士全書》、《凈土十要》是經(jīng)過大師重訂的。特別是《凈土十要》,原為蕅益大師編定,后其弟子成時校訂時,邊校邊刪,事后也不重查,結(jié)果被改動很多,大師請人到處收集各要之原本,重新加上被刪之文,且另加上《徹悟禪師語錄》[38]。又,大師增編凈土五經(jīng)。原有《凈土四經(jīng)》,師認為《楞嚴經(jīng)大勢至菩薩圓通章》也是修凈土之法門,故增編成《凈土五經(jīng)》[39]。另外,大師還主持修訂新四大名山志。

  大師一生所校訂之書很多,但著述僅有《印光大師文鈔》,而此所有,皆不以版權(quán)自居,既使是請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印亦是如此,其濟世之心可見一斑。師曾在信中云:“至于凡屬弘揚佛法之書,皆不得示有版權(quán),若示則弘法之功德,不敵阻遏流通之罪過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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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發(fā)表于:廣東省佛教協(xié)會會刊:廣東佛教 2006年第4期(總第1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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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釋:

  [25] 文鈔三卷下P736,《復袁德常居士書》。

  [26] 言行錄P7,全五P2271,《大師史傳》。

  [27] 文鈔三卷上P47,《復高鶴年居士書三》。

  [28] 永思集P20,全五P2374,高鶴年《印光大師苦行略記》。

  [29] 文鈔三卷上P44,《復高鶴年居士書一》后,編者加按語引《半月刊》編者陳清香之文,本文采用陳之說;但其他處之說則與此稍有出入,如另有云,僅刊出三篇,皆署名“常慚”,眾說不一。由于難以找尋到當時的原刊,無法確定,此待考。

  [30] 文鈔三卷上P52,《復高鶴年居士書八》。

  [31] 文鈔三卷上P216,《復錢士青居士書一》。

  [32] 永思集P20,全五P2374,高鶴年《印光大師苦行略記》。

  [33] 文鈔三卷下P1134,妙真、德森等《印光大師行業(yè)記》。。

  [34] 文鈔三卷上P47,《復高鶴年居士書三》。

  [35] 文鈔三卷上P47,《復高鶴年居士書三》。羅鴻濤在編輯文鈔三編謄寫時,在信后所加按語曰:“謹按云棲遺稿有偈‘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憨山大師說,此是云棲老人悟道偈,今大師親見宿業(yè)與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滅,竊謂即此偈意歟?”

  [36] 言行錄P18,全五P2282,《大師史傳》。

  [37] 文鈔三卷下P1136,妙真、德森等《印光大師行業(yè)記》。。

  [38] 文鈔續(xù)卷十序P18,《凈土十要序》。

  [39] 文鈔續(xù)卷下序P6,《凈土五經(jīng)重刊序》。

  [40] 文鈔三卷上P41,《復漸恒法師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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