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部派思想之杰出比丘尼──悟殷法師訪談錄(邱敏捷)

　　邱敏捷(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筆者為探討“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fā)展”(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NSC98–2410–H–024–015),乃于2010年9月25日(周六),在電話中與悟殷法師(1955–)訪談。這是本研究案的第二十二次訪談活動。

　　悟殷法師是我非常敬佩的法師。她對于佛教的研究非常用心,除單篇論文外,主要著作有:《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勘訂與資料匯編》(上)(下)(臺北:法界出版社,2009年5月初版)、《部派佛教上編——實相篇、業(yè)果篇》(臺北:法界出版社,2001年3月初版)、《部派佛教中編——修證篇》(臺北:法界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部派佛教下編——諸部論師的思想與風格(一)》(臺北:法界出版社,2006年5月初版)、《循流探源——印順導師印、中佛教史研究論集》(臺北:法界出版社,2008年5月初版)、《中國佛教史略──原典資料匯編》(臺北:法界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等。在閱讀部派佛教資料時,總想到悟殷法師,也曾請教過一些相關問題。法師總是不吝惜提供她研讀的心得,使筆者獲益良多。

　　二、筆者問:請法師談談學佛與出家之因緣?

　　法師答:

　　每個人都有他的得度因緣,而我出家學佛的因緣,單純又簡單。在出家前完全沒有佛教概念,也沒有看過出家?guī)煾?卻因身體的自然反應──不能吃葷,而開始長期蔬食。之后,在北埔往竹東的客運車上,看到一位穿著黑色長衫的比丘尼法師。蒙同事告知,法師住在北埔金剛寺(即斌宗法師之師父妙禪長老辟建的道場),還熱心的帶我去;由此機緣,認識了寺里的二位法師。一年后,成為他們的師弟。

　　1981年7月30日,在竹北犁頭山蓮華寺出家,三月后受具足戒。之后,師父送到福嚴佛學院求學。記得入學考試,連西方教主、五蘊、五濁惡世都寫不出,近乎交了白卷。在此之前,我沒有真正讀過佛書,也未曾聽聞任何法師講經(jīng)說法。我接觸的第一本佛書是印順導師(以下簡稱導師)《成佛之道》。那是在家時,在報上看到慧日講堂免費贈送《成佛之道》(偈頌本),去信索取回來的,可說完全看不懂。出了家,忙著背誦早晚課,學著佛門規(guī)矩,只看過師父給的書──明代見月老人的《一夢漫言》。

　　三、筆者問:法師在何機緣底下與導師思想結緣?

　　法師答:

　　1981年出家、受戒,插班入了福嚴佛學院就讀。是時,剛出家,什么都不懂,又是插班生,還來不及適應,三周后期末考,一年級上學期就結束了。要說“在何機緣底下與導師思想結緣”,該說我是自閉、怯弱又帶有叛逆?zhèn)�性。在學院,晚上熄燈后,都要坐在床上,至少打坐半小時,才能躺下睡覺。當時,我根本沒有學過打坐,看到同學閉著眼睛坐在那里,一動也不動,也依樣畫葫蘆坐著。為了避免睡著,只好想想今天上課的內(nèi)容,或者拿日文文法在那里研究一番。不久,對佛法慢慢有了疑問──佛法中有似乎矛盾的說法,難道都是佛陀親口宣說的嗎?尤其,上《唯識二十論》時,唯識學者破有部、破經(jīng)部以成立“外境非實有”的唯識義,我心里總興起──評破別人,也不見得你的理論就是最圓滿的念頭。自閉、退縮的個性,既不敢請教老師,也沒有和同學商討,就悶在那里。

　　旅居新加坡的演培長老(1917–1996)回到福嚴,為我們開講導師寫的〈印度佛教流變概觀〉。雖然只有短短的幾節(jié)課,但“印度之佛教有數(shù)次流變”的概念,解決了許多困擾,進而興起想要讀印度佛教史的意念。不過,當時學院沒有開“印度佛教史”。課程的安排,雖然是導師擬定的,但實際的開課,則要看是否聘請得到適合的教師;上課的教科書,也是由每位老師自行決定。因此,在福嚴讀了二年半又二十八天的佛學,說真的,當時的我,實在不了解導師的思想。

　　1985年,我到陽明山的妙德蘭若,蒙老師能凈法師(1937–)收容。在老師精心策劃下的“慧觀學處”──“私塾”性質(zhì)的學團,過著學院化的生活。老師非常慈悲,總為幾位學子聘請最專業(yè)的老師授課。1986年,特別聘請當時在福嚴佛學院教授國文、對印公導師《妙云集》深有研究的昭慧法師(1957–),來帶領學子仔細的研讀《妙云集》。這時候,才開始有系統(tǒng)的研讀導師著作《妙云集》,才漸漸地發(fā)現(xiàn)導師著作的精彩。

　　我發(fā)現(xiàn)導師著作非常精彩的關鍵性文章是──〈中國宗教的興衰與儒家〉。昭慧法師上課的第一單元是“宗教觀”。我是第一組組長,第一個上臺報告導師〈我之宗教觀〉那篇文章,很不理想。已經(jīng)過了二十四、五年,至今猶記憶深刻,在“序文”部分,就被法師連續(xù)問了三個問題:什么是反宗教,什么是非宗教?二者有何不同?一個報告下來,就是一個“慘”字可得,真是震撼教育!第二次輪到要上臺報告〈中國宗教的興衰與儒家〉,因為有了慘痛經(jīng)驗,認真的研讀,卻因?qū)W識不足,在準備的過程中,困窘萬分,但也因此機緣,突破了一些關卡,真正發(fā)現(xiàn)導師著作的深刻,往往一、二句話,就是一個典故,或是一段的思想史,真是越讀越有興趣。透過昭慧法師的指導,認識導師思想的博大精深,體會佛陀教法的智慧與慈悲。

　　我常說,在修學佛法的路上,若沒有遇到昭慧法師、沒有讀到導師的書,也不知道流浪到哪去了。當然,飲水思源,我也非常感恩設立慧觀學處的能凈老師。

　　四、筆者問:法師接觸導師思想后,在佛教思想觀念上最大的轉折是什么?在修行上又有哪些特別的感受?

　　法師答:

　　從1986年開始有系統(tǒng)的研讀《妙云集》,每一階段,皆有不同的體會與改變。在此之前,我很認真學日文,看日本學者的作品;此后,發(fā)現(xiàn)導師著作思想的深刻,漢文藏經(jīng)的豐富,便漸漸以導師著作及漢譯藏經(jīng)為主,日文變?yōu)檩o助。

　　心性怯弱又自卑,讓我愿意長期研讀佛法,把我從自怨自艾情緒中拯救出來是因閱讀導師的著作。導師《成佛之道》云:“通論解脫道,經(jīng)于種熟脫,修證有遲速,非由利鈍別。”那個觸動,令我感動得熱淚盈眶。過去蒙昧,沒有種下善根種子,今世如果再一味蹉跎,沈浸在負面情緒,永遠也改變不了�，F(xiàn)在知道了,就要趕快熏習,種下種子,才有成熟、解脫的希望。因此,我不再旁徨,也不會光只羨慕別人的境遇,而是耐煩地默默研讀,思惟佛法,安住于佛法。

　　我出家的那個年代,最盛行的修行法門,似乎是打佛七、念佛。出家后,常聽老一輩的人說:“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聽起來,感覺蠻恐怖的,心里毛毛地。

　　不過,這種意識,在我看到導師〈談入世與佛學〉的一席話后,有了轉變。導師該文說:

　　“急證精神復活了的最上乘,當然是根源于印度的。但專心一意于自求解脫,甚至將在佛法中所有種種福德、慧解,看成與本分無關,可說是中國佛教的特色。晚唐以來,佛教漸向衰落階段,這種情形就越來越顯著。學佛的人,如這一生而沒有了脫生死,似乎死了就前功盡棄,死了非墮落不可!例如說:‘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這不但將業(yè)果看作還債,而對于出家持戒、聞法、弘化、莊嚴道場等一切功德,看成毫無用處,這是中國佛教的特色。如泰、緬等國,也有“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的信仰,會有人人出家一番的習俗嗎?又如說:‘無禪無凈土,銅床并鐵柱。’這等于說:沒有究竟悟證,往生極樂,那死了非墮地獄不可,這是中國佛教的特色。”

　　“在中國佛教中,很少能聽到:此生幸得聞法,幸得出家,死而無憾。更沒有聽說:臨命終時,念施、念戒、念天而心無恐怖。一般信佛的,布施、誦經(jīng)、念佛、禮懺,求現(xiàn)生福樂的多,而為消罪業(yè),死了減少(鬼)地獄的痛苦著想,是大多數(shù)(這是經(jīng)懺特別發(fā)達的原因)。少有人說:以此禮佛因緣,聞法因緣,聽法供僧因緣,布施因緣,持戒因緣,將來一定解脫,一定成佛;充滿信心與理想,而生活于三寶光明的攝護之中。不知(歸依三寶)發(fā)菩提心的,所有一切功德,與一般不同,都傾向于出世,為成佛作因緣。反而將歸依、布施、持戒,一切為法為人的善行,看作與本分事一無用處,死了就前功盡棄。中國佛教向高處發(fā)展,但從淺處看,在業(yè)果相續(xù)中,傾向三寶,而福慧展轉增長,直到成佛的理論──從世間而漸向出世的因果信仰,太差勁了!死了變鬼,一死而前功盡棄的習俗信仰,深深的影響中國佛教。”(《無諍之辯》,頁194–196)

　　看完這段話,我豁然開朗,不僅大為安心,也生起無限信心,深信導師:“(歸依三寶)發(fā)菩提心的,所有一切功德,與一般不同,都傾向于出世,為成佛作因緣。”(《無諍之辯》,頁196)更相信,“以此禮佛因緣,聞法因緣,聽法供僧因緣,布施因緣,持戒因緣,將來一定解脫,一定成佛。”(《無諍之辯》,頁195)因此,我慶幸出家,得以生活在三寶光明的攝護中,充滿著光明與希望。

　　五、筆者問:法師閱讀導師的著作,有無親自請教過導師相關的問題?

　　法師答:

　　我請教過的問題不少。有些是書上的相關問題,有些是導師前后期的異說,有些是出處,有些是與藏經(jīng)記載不同,可能是筆誤的地方。第一次在慧觀學處請教導師“如何研讀佛法,讀不懂怎么辦?”導師慈悲的說:

　　“因為不熟悉,所以不懂。就如他不認識我,第一次很陌生,多幾次就認識熟悉了。讀書也一樣,多讀幾次就會熟悉。讀書,要多思惟。而且,要多看,不要只讀一本書。讀到不懂,經(jīng)過思惟還是不懂,就暫時擱置那個問題,繼續(xù)讀下去,越讀越多,融會貫通了,自然會懂。或看多了,甲書的問題,從乙書得到解答,自然迎刃而解。”

　　其余比較重要的問題如下:

　　(一)1999年3月26日,前往華雨精舍請教導師有關“說轉部”是現(xiàn)在實有,或是三世實有學派的問題。導師說:“說轉部非說經(jīng)部,他應屬三世實有學派。至于‘異生位中有圣法\’,不一定要解說為現(xiàn)在實有,如三世實有的有部,未來無漏法已經(jīng)具足,只是未顯現(xiàn)而已,只要靠著有漏聞修,把他引現(xiàn)出來即可。”

　　(二)1999年夏季,導師在南投鹿谷山區(qū)度夏兼養(yǎng)病。8月28日,我前往請教導師《印度之佛教》第十五章“真常唯心論”之第二節(jié)“真常唯心論述要”:“別有一要義也,佛說六塵、六根、六識為十八界。有力能生者為根,即有引發(fā)六識之功能體。……后世之唯識論者,尚不解何故以種為根,自更難知凈心在纏之發(fā)為六根。有欲于唯識外立唯根,則亦未知其所以異也。”(頁278–279)導師看了原文,微笑地說:“這是一個重要思想。”導師大致解說了文意,并要我看《楞嚴經(jīng)》,就可知“唯根論”的依據(jù)。導師示寂后,依著導師提供的線索,我寫了〈真常唯心論之“別有一要義”〉,發(fā)表于《印順導師永懷集》,也收錄于拙著《循流探源——印順導師印、中佛教史研究論集》一書。

　　(三)在福嚴佛學院,請教《中國佛教史略》:“西晉竺法護歷游西域,乃深慨于‘真丹比丘習俗之行\(zhòng)’,責其‘高望游步,世人無異,求好衣服,學世辯辭’。”(《佛教史地考論》,頁14–15)的意涵。

　　導師當下就說:“出自竺法護所翻譯的經(jīng)典中,至于那一部經(jīng),一時想不起。”再者,請教該書:“然傳譯時即有諍論,即阿梨耶為在纏真凈而不失自性者,抑真性在纏不守自性而妄現(xiàn)者。勒那摩提以梨耶為凈識,即法性真如;故‘計法性生一切法\’,‘計于真如以為依持\’,主‘現(xiàn)常\’;以授慧光,其道行于相州南道。菩提流支以梨耶為真識不守自性而虛妄現(xiàn)者,故‘計阿梨耶以為依持\’,‘計梨耶生一切法\’,不許法性真如能生,主‘當常\’;以授道寵,行于相州北道。”(《佛教史地考論》,頁14–15)

　　導師說:“出自天臺宗的章疏。”導師馬上拿起《大藏經(jīng)》翻找出處。我眼見導師手拿藏經(jīng)都有一些發(fā)抖(太重了),于是向?qū)�師說:“導師,沒關系,學生知道出處來源,那就沒有問題,一定可以找到。”侍者拿著導師的午餐進來,我們也趁機告退,用午餐去。午后一點四十分,起床鈴一響完,室內(nèi)電話就響,明圣法師(1941–)打來說,導師要我過去。原來,答案出來了,藏經(jīng)冊數(shù)、頁碼都有了。

　　(四)在福嚴佛學院,請問《北印度之教難》之“迦旃延與僧伽羅剎的忠告”。導師提到經(jīng)中指責比丘們的種種惡行(《佛教史地考論》,頁300–301)。當時,導師特別指出“寺院家庭化”是最大弊病,是造成法滅的主因。我一時無法理解“寺院家庭化”的情形。請問:是像日本佛教嗎?導師搖搖頭,還是強調(diào)“寺院家庭化”。幾年以后,我才理會到,那就是,出家眾不守清規(guī),以出家的身分,在寺院里娶妻生子,如文中所云:“展轉相侵欺,以自養(yǎng)妻息。”

　　六、筆者問:法師的著作中,如《中國佛教史略──原典資料匯編》與《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勘訂與資料匯編》(上)(下)等,對導師著作之資料匯編與勘訂,其出發(fā)點為何?

　　法師答:

　　導師的著作很難讀懂讀通,怎么說呢?我在慧觀學處時,在昭慧法師的指導下,研讀《妙云集》,就發(fā)現(xiàn)導師著作的深刻,往往一、二句話,就是一個典故,或是一段思想史。稍一不慎,就忽略了書中要義,及導師卓越的特見。而且,在昭慧法師的訓練下,養(yǎng)成查藏經(jīng)原文的習慣,并存有“問題意識”,看書時,很自然地會追根究柢�！吨袊�佛教史略》前后聽講二次。第一次,在福嚴第四屆的高級部旁聽;第二次,在福嚴第五屆的高級部旁聽。陸陸續(xù)續(xù)收集不少資料。

　　此《資料匯編》之所以能夠成冊,重要的推手是昭慧法師。1991年,妙峰長老回國參加福嚴精舍重建落成,向昭慧法師贊嘆《中國佛教史略》思想的博大精深,而閱讀上有很大困難──因為不詳史料出處,對于該書所述及的史實與思想,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妙峰長老期望昭慧法師能為該書作完整的注釋,以方便有心向?qū)W者。當昭慧法師談起這件事,我自然地毛遂自薦,愿意承攬找資料的工作。在這里,我要還原一個歷史真相,《資料匯編》雖掛名“悟殷”,實則付出極大心血的,是業(yè)師昭慧法師。我學養(yǎng)不足,只作收集整理匯編的工作。四十幾萬字的內(nèi)容,昭慧法師投注了整個暑假的時間與心血,仔細的標點、增刪與潤文等。《中國佛教史略》原文,由導師與妙欽長老──師生合作完成,此《資料匯編》亦如此,是師生共同完成。對導師《印度之佛教》作資料匯編與勘訂,在〈匯編者序〉中,其實已作了說明。

　　《印度之佛教》,1985年在臺灣再版。我一獲得出版訊息,馬上請了一本,看了非常喜悅,卻是越讀越不懂,不管是出處也好,典故也好,都有進一步查索的必要;另外,各部派的思想,大乘三系的義理及彼此的異同,不但空有之諍,內(nèi)部亦各自分流。該書既深廣又精致,要讀懂讀通,實非易事。《印度之佛教》有許多篇章都述及到“部派思想”,若不懂部派思想,只能是字字都認識,卻不知其所以云。導師在第十二章之第二節(jié)“性空論之前瞻”,點明了聲聞部派思想之困境,性空大乘應運而興之真義;第十四章之第三節(jié)“唯心論成立之經(jīng)過”,第十五章之第一節(jié)“思想之淵源及成立”,則串連了聲聞部派與大乘兩大唯心論的思想關系。

　　《印度之佛教》寫于1942年,它是導師治史的最初成果,也是代表導師思想的第一部著作。由于“本書是敘述而少引證,引證也沒有說明出處”,導師在往后的著作中,或更深入經(jīng)論要義,或因考古資料出現(xiàn),內(nèi)容已經(jīng)作了部分的修正與補充。如導師〈重版后記〉云:“本書是四十多年前的作品,現(xiàn)在看來,有些是應該修正的,如十二分教;《阿含經(jīng)》的集出;有部內(nèi)在的三系等。注明參閱某書,凡所說而與本書不同的,就應該依據(jù)這些后出的作品來改正。”(頁5)因此,本書再版時,導師在某些章節(jié)中,加上附注,以方便讀者檢索。

　　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書之勘訂,是依據(jù)導師后期的著作資料來勘訂《印度之佛教》,千萬別誤會了�！队《戎�佛教》最重要的勘訂,在“鳩摩羅陀、馬鳴、師子比丘”年代的勘訂。可詳見拙著〈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勘訂與資料匯編簡介〉一文(《第八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人間佛教與專業(yè)倫理學術會議論文》,頁1–28)。

　　“鳩摩羅陀、馬鳴、師子比丘”這三位的年代,條理如下:

　　一、有關“鳩摩羅陀出世的年代”,《印度之佛教》作“佛元二、三世紀間”�！段ㄗR學探源》、〈略說罽賓區(qū)的瑜伽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印度佛教思想史》等,都說是“西元二、三世紀間”。依據(jù)新疆庫車考古資料及《大莊嚴經(jīng)論》本身記載推論之,應以后者為準。因此,“鳩摩羅陀出世的年代及其思想”,導師皆作了修正與補充,論定鳩摩羅陀是西元二、三世紀人,是內(nèi)重禪觀,外精于通俗教化的譬喻師。此一年代的變動,使得本書的相關內(nèi)容必須修改。

　　二、馬鳴的年代,新疆庫車考古資料的出現(xiàn),經(jīng)學者考證:中國古傳馬鳴造的《大莊嚴(經(jīng))論》,其實是鳩摩羅陀所造。所以,本書有關馬鳴的記載,亦有修正的必要。

　　三、師子比丘,是禪宗的祖師之一,傳說師子比丘被彌羅掘所殺害。師子比丘何時被殺?匈奴彌羅掘何時滅法?1957年,導師作〈北印度之教難〉,推定師子比丘的法難事件,發(fā)生在200至250年之間;推定匈奴王密希拉古拉的法難事件,發(fā)生在470左右(《佛教史地考論》,頁303–321)。亦即有關師子比丘與彌羅掘的年代,導師在〈北印度之教難〉已作了補充與修正。

　　本《資料匯編》出版的推手,也是昭慧法師�？梢哉f,為了想要瞭解《印度之佛教》,我邊讀邊查藏經(jīng),并記上冊數(shù)與頁碼;若發(fā)現(xiàn)書上記載之內(nèi)容,與導師的《妙云集》、《華雨集》及其專書論著有關,即找出相關部分,加以對照,并于眉批處志以標記。久而久之,即留下為數(shù)甚多的資料。

　　七、筆者問:法師在部派佛教著力甚多,著有《部派佛教上編——實相篇、業(yè)果篇》、《部派佛教中編——修證篇》、《部派佛教下編──諸部論師的思想與風格》等。在這之中,最大的樂趣與收獲有哪些?

　　法師答:

　　很慶幸研讀“部派佛教”。部派佛教是原始佛教與大乘佛教之橋梁,從原始佛教發(fā)展到大乘佛教,部派佛教是處于中介站,具有承先啟后的關鍵性地位。懂了各部派佛教義理,似打通了任督二脈。以自己的經(jīng)驗來說,因為讀部派佛教,深刻體會到導師“依蘊立我”和“依心立我”之兩大思想動脈;由此,幫助我理解大乘三系的理論架構,乃至中國三論、天臺、華嚴與禪宗等之根本大義。

　　八、筆者問:法師認為導師在部派佛教上最出色的觀念是什么?

　　法師答:

　　導師從傳說紛紜的學派分化次第中,論定部派分化的次第及系譜;在錯綜復雜的部派論義中,歸納了學派發(fā)展的兩條思想路線——“依蘊立我”和“依心立我”。導師抓出部派佛教思想的兩大動脈——“依蘊立我”與“依心立我”,這是最卓越的特見。此與導師之依著緣起教法安立生死與涅槃的一貫性,以抉擇大乘三系,立名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以及一針見血點出中國佛教在南北朝時代,已奠定南方的佛教思想特色“真空妙有”與北方的佛教思想特色“真常唯心”,都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九、筆者問:法師對于導師的其他著作是否還有哪些領悟?

　　法師答:

　　導師的所有著作,在不同的時節(jié)、因緣研讀,就有不同的領悟,不同的受益。《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七章之第三節(jié)“瑜伽行派學要”,導師以“緣起”與“緣所生法相”解說唯識學的兩大系統(tǒng):重種子識變的唯識(一能變),重分別識變的唯識(三能變)。這樣鞭辟入里的說明,是導師的精華所在。而且,可以與《印度之佛教》第十四章之第四節(jié)“虛妄唯識論述要”,及第十六章之“虛妄唯識者之分流”,對照閱讀,解決許多復雜的問題。

　　第八章之第二節(jié)“融唯識而成的‘真常唯心論\’”,導師抉發(fā)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結合而成“如來藏藏識”——“真常(為依止的)唯心論”,《阿毗達磨大乘經(jīng)》占有重要的關鍵地位。此可與《印度之佛教》第十五章之“真常唯心論述要”對照研讀。第三章之第三節(jié)“方便易行的大乘”,導師談到“造像與寫經(jīng)”。佛像的塑造,當然是使信者禮拜,得種種功德,而重要的是,激發(fā)念佛三昧的修行�！栋阒廴�昧經(jīng)》說:“作佛形像,用成是(般舟)三昧故。”修念佛三昧,依《坐禪三昧經(jīng)》、《思惟要略法》、《觀佛三昧海經(jīng)》等說,都是先取像相,憶念不忘,然后正修念佛三昧。修般舟三昧成就,佛現(xiàn)在其前,能為行者說法,答行者的疑問。修行瑜伽者因此理解到:佛是自心所作,三界也是自心所作的。自心是佛,唯心所現(xiàn),在“后期大乘”、“秘密大乘”中發(fā)揚起來(頁114)。

　　這是非常卓越的特見,導師從“造像”激發(fā)念佛三昧的修行,以初期大乘《般舟三昧經(jīng)》的修行理論,理解到后期大乘虛妄唯識學之唯心(識)所現(xiàn)的思想(頁270–272),如來藏心的觀佛,念如來藏,觀自身本有的佛(頁403–407),乃至密教修天色身的,皆本于此一理論為解行基礎(頁427–429)。

　　再者,《中國禪宗史》中,導師說:

　　“修證,有小乘與大乘,或三乘與一乘的區(qū)別,區(qū)別在哪里?就大乘法說,如宗密所舉的‘息妄修心\’,‘泯絕無寄\’,‘直顯心性\’,區(qū)別都在見地上。依印度大乘法說,有‘唯識見\’(依他起“非實有全無,許滅解脫故”,近于“息妄修心”);‘中觀見\’(主要為“極無所住”,近于“泯絕無寄”。也有說“理成如幻”的);還有‘藏性見\’,即‘究竟顯實\’或‘直顯心性\’宗。以‘楞伽印心\’,達摩所傳的禪法,本質(zhì)是‘如來藏\’法門;‘如來禪\’就是‘如來藏禪\’。”(頁20)。

　　唐代圭峰宗密(784–841)依據(jù)禪師的見地,分判當時的禪法為:息妄修心、泯絕無寄、直顯心性等三宗。導師依印度大乘法的三系,分配圭峰宗密的三宗:唯識見──息妄修心;中觀見──泯絕無寄;藏性見──直顯心性。

　　導師從禪三宗之思想,配屬印度大乘三系,這是非常深刻的識見。

　　十、筆者問:法師對佛教思想史的理解,有哪些體會?

　　法師答:

　　佛教思想史,是一門非常重要的課程。它使我知道佛教在流傳過程中思想的流變,而透過學習,更體會了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的道理。

　　十一、筆者問:您認為印順學派可以成立嗎?其未來發(fā)展之可能方向為何?

　　法師答:

　　以印順導師思想著作為標竿的末學,當然希望它成為事實。不過,我很相信因緣法。不管目前是否已經(jīng)形成“印順學”、“印順學派”,只要后繼者能認真研究,隨分隨力弘揚,自然水到渠成。

　　“未來發(fā)展之可能方向”,導師之佛學思想著作,非常博大精深,想要研究者,不管是“照著講”或“接著講”,都有寬廣的空間。最重要的是,導師并不是發(fā)揮自己的思想,而是把佛陀的教法,本著佛教最根本的思想——緣起教法及佛教的實踐性,把它抉發(fā)出來,讓后學者能認識佛陀的精神,以及流傳過程中“世諦流布”的流變。因此,導師的佛學著作,不但可以作為佛教信仰者的依憑,也可以成為教界、學界研究佛法者的指南,而不是印順學之信仰者的專利而已。

　　十二、結語

　　悟殷法師出家學佛的因緣,單純又簡單。她相信每個人都有得度因緣。未出家前接觸第一本佛書就是導師的《成佛之道》。1981年出家、受具足戒,插班入了福嚴佛學院就讀,歷逾二年半。1985年,到陽明山的妙德蘭若能凈法師“慧觀學處”,過著學院化的生活。1986年,能凈法師特別聘請當時在福嚴佛學院教授國文、對導師《妙云集》深有研究的昭慧法師,來帶領學子仔細的研讀《妙云集》,才開始有系統(tǒng)的研讀導師著作,漸漸地發(fā)現(xiàn)導師著作的精彩。

　　在佛教思想觀念上的體會,尤其是導師《成佛之道》所說:“通論解脫道,經(jīng)于種熟脫,修證有遲速,非由利鈍別。”令法師感動尤深。對于過去中國佛教中“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無禪無凈土,銅床并鐵柱”的論調(diào),不再產(chǎn)生畏怖,反而豁然開朗,大為安心,也生起無限信心。

　　法師好學多聞,對于導師著作中不懂之處,多次請教導師。導師對后學的指導,更令法師感動不已。有關部派的著作:《部派佛教上編——實相篇、業(yè)果篇》、《部派佛教中編——修證篇》、《部派佛教下編——諸部論師的思想與風格(一)》等,是法師對部派佛教研究的成績;《中國佛教史略──原典資料匯編》與《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勘訂與資料匯編》(上)(下),是法師研讀過程中所累積的資料,方便后人的研讀;而《循流探源——印順導師印、中佛教史研究論集》,是法師研讀導師印、中佛教史著作的論著。此外,對于《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國佛教史略》與《中國禪宗史》等導師思想的精辟處,法師一一與我們分享,內(nèi)容豐碩,頗具啟發(fā)性。

　　(本文原刊登于《妙心》雜志1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