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度論》在南北朝的流傳及其影響

　　《大智度論》在南北朝的流傳及其影響

　　南京大學哲學系 圣凱法師

　　內(nèi)容提要 本文探討《大智度論》的翻譯,指出“三分除二”為《大智度論》梵文本漢譯的結(jié)果,并非“略譯”;同時,依僧詮、靜藹—道安、慧藏—法彥、智隱三系等考察《大智度論》在南北朝的流傳,可以看出智論學派的傳承與發(fā)展。

　　關(guān)鍵詞 《大智度論》 流傳 翻譯 智論學派

　　《大智度論》經(jīng)鳩摩羅什譯出后,研究風氣甚盛,與三論學派(《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相合,則成為四論學派。當時中國佛教受到道教、儒家的影響,尤其是玄學思潮的盛行,出現(xiàn)“格義佛教”,而《大智度論》的流行無疑推動了中國大乘佛教的發(fā)展方向。同時,中國佛教界的師資相承,依《大智度論》而展開學派思想,雖然現(xiàn)存只有慧影《大智度疏》,但是梳理僧傳資料,仍然可以發(fā)現(xiàn)《大智度論》對中國佛教的深刻影響。

　　一、《大智度論》的翻譯

　　《大智度論》(以下簡稱《智論》)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jīng)》的釋論,又稱為《摩訶般若釋論》、《大慧度經(jīng)集要》、《大智度經(jīng)論》,無現(xiàn)存梵本,僅有漢文譯本,為鳩摩羅什所譯。但是,《智論》的翻譯經(jīng)過以及原本、略本問題,以及《智論》的作者是否為龍樹,爭論不休。

　　1、《大智度論》的翻譯

　　《智論》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jīng)》的譯論,鳩摩羅什先譯經(jīng),后譯論,而又同時修訂完成。僧�！洞笃方�(jīng)序》說:

　　弘始五年,歲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于京城之北逍遙園中出此經(jīng)。法師手執(zhí)胡

　　本,口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秦王躬覽舊經(jīng),驗其得失,諮其通途,坦其宗致。

　　……與諸宿舊義業(yè)沙門釋慧恭、道驚等五百余人,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后書之。以

　　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盡;校正檢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訖。文雖粗定,以《釋論》檢之

　　猶多不盡,是以隨出其論隨而正之。《釋論》既訖,爾乃文定。[1]

　　弘始五年(403)四月,鳩摩羅什于逍遙園開始翻譯《大般若經(jīng)》,當時姚興以竺法護譯《光贊般若經(jīng)》和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jīng)》比對其得失,慧恭等五百人參與翻譯。于十二月十五日,翻譯完畢,于弘始六年(404)四月完成校對。同時,弘始四年(402)夏天,開始翻譯《大智度論》,于是將《大智度論》中引用的《大品般若經(jīng)》與譯本進行校訂。《大品般若經(jīng)》譯文的確定,與《大智度論》翻譯完成是同時的。

　　對《大智度論》的翻譯,《大智度論記》說:

　　究摩羅耆婆法師以秦弘始三年,歲在辛丑,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四年夏,于逍遙

　　園中西門閣上,為姚天王出《釋論》,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訖。其中兼出經(jīng)本禪經(jīng)戒

　　律百論禪法要解,向五十萬言,并此《釋論》一百五十萬言。論初品三十四卷,解釋一

　　品。是全論其本二品已下,法師略之取其要,足以開釋文意而已,不復備其廣釋,得此

　　百卷。若盡出之,將十倍于此。[2]

　　《大智度論》與《大般若經(jīng)》的翻譯是交錯進行的,所以僧睿《大智釋論序》說:“經(jīng)本既定,乃出此釋論”[3]�！洞笾嵌日撚洝纷髡呤且詴�編經(jīng)論的時間為最后翻譯時間,實際上先譯經(jīng),后譯論,在《大智度論》的經(jīng)與論先后譯出,論訖而后經(jīng)定。經(jīng)論會編為一,也就不妨說經(jīng)與論同時譯出了。[4]

　　2、“三分除二”與梵漢翻譯

　　鳩摩羅什翻譯《大智度論》時,不是依照原典直接翻譯,是大膽地刪除部分原典,并且加入自己的見解與解釋。僧�！洞笾轻屨撔颉氛f:

　　論之略本有十萬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萬言。胡夏既乖,又有煩簡之異,

　　三分除二,得此百卷。于大智三十萬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見,歸途直達,無復惑趣之

　　疑。以文求之,無間然矣。……胡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師以秦人好簡,故裁而略之;

　　若備譯其文,將近千有余卷。[5]

　　現(xiàn)存《大智度論》一百卷,實際上是經(jīng)論會編,《大晶般若經(jīng)》三十卷,《釋論》七十卷。但是,對于“三分除二”、“十倍”、“千有余卷”等有關(guān)《大智度論》的理解,則是后世學者爭論焦點。

　　對于“三分除二”,印順的理解:

　　初品譯為三十四卷,若經(jīng)文一卷不計,則論文為三十三卷,二品以下,是“三分除

　　二”的略譯。換言之:論文七十卷,扣去初品三十三卷,則二品以下的論文實為三十七

　　卷,這三十七卷,是“三分除二”的略譯。[6]

　　印順推斷,《大般若經(jīng)》的經(jīng)本有二萬二千偈,譯成經(jīng)文,有三十卷。以此類推,論本“十萬偈”,約可譯成百三十六卷,這是尚未“略譯”之原形。除去初品論文三十三卷,應(yīng)該還有一百零三卷,但如今二晶以下略譯為三十七卷,那正是三分之中略去一,共九分。

　　但是,從梵文譯為漢語來說,字數(shù)的變化是非常明顯。如道安《阿毗曇序》說:“胡本十五千七十二首盧,四十八萬二千三百四言,秦語十九萬五千二百五十言”[7],《鞟婆沙序》說:“胡本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二首盧,長五字也,凡三十七萬六千六十四言也;秦語為十六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字”[8]。在經(jīng)論中,不論長行或偈頌,以滿三十二字(音節(jié))為一節(jié)(一偈),稱一首盧。依此可知,梵語的三音節(jié)大約為漢語的一音節(jié)。如《放光經(jīng)記》說:

　　寫得正品梵書胡本九十章,六十萬余言�！�…眾賢者皆集議晉書正寫,時執(zhí)胡本

　　者于闐沙門無叉羅,優(yōu)婆塞竺叔蘭口傳,祝太玄周玄明共筆受,正書九十章,凡二十萬

　　七千六百二十一言。[9]

　　“六十萬余言”的梵文,譯為漢語,成為“二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一言”,這即是“三分除二”的表現(xiàn)。

　　因此,“三分除二”與“略本”的“略”沒有關(guān)系,這是從梵文翻譯為漢語的結(jié)果,是減少的比率。[10]依此可知,“胡夏既乖,又有煩簡之異”,是指梵文與漢語的不同。所以,《大智度論》的“略本”梵文有十萬偈,一偈三十二音節(jié),所以“并三百二十萬言”;此梵文“略本”翻譯為漢語,“三分除二”后,所以只剩下大約百萬言,一卷約一萬字,所以就是現(xiàn)存的一百卷,這即是“論之略本有十萬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萬言。胡夏既乖,又有煩簡之異,三分除二,得此百卷”的解釋。

　　3、“原本”與“略本”

　　現(xiàn)存《大智度論》,對《大品般若經(jīng)》“初品”的解釋完全翻譯,有三十四卷。第二晶以下,鳩摩羅什因為“秦人好簡”,于是抄略要點而使其文意通順,成為“略本”一百卷。所以,僧睿強調(diào)如果全部譯出,“將近千有余卷”,所以即是百卷的“十倍”;“原本”則有百萬偈的梵語,達至三千二百萬音節(jié)。

　　但是,由于對“三分除二”的誤解,歷代學者出現(xiàn)各種不同的說法�；圻h《大智度論抄序》說:“童壽以此論深廣難卒精究,因方言易省,故約本以為百卷。計所遺落,殆過叁倍�！盵11]慧遠指出,鳩摩羅什刪略用方言所寫的部分而成百卷,其刪略部分應(yīng)當是現(xiàn)存的三倍以上。另一種可能,“叁”可能是錯字。

　　日本學者加藤純章則把僧叡的“于《大智》三十萬言,玄章婉旨”解說為“系就初品三四卷而言”,而“三分除二”則采慧遠的意見,以為羅什攜來的略本為略譯本的三倍以上,而略譯本所依的略本,另有大本原本,或有千卷之多。但這完全是臆測之辭,毫無文證可言。所以他自己都對這種千卷原本,稱之為“虛幻”,并對其存在,表示懷疑。[12]

　　Lamotte則強調(diào),原本共有十萬偈,若全部譯出,將有一千卷;譯本僅一百卷,約三十二萬中國字。[13]Lamotte是把三十卷經(jīng)的三十萬言,理解成三十二萬漢字。

　　印順指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jīng)》三十卷,解經(jīng)的《釋論》——《大智度論》七十卷,經(jīng)論會編則為百卷。泛稱會編本為《大智度論》百卷,可說是引起卷數(shù)、字數(shù)謬說的根源;另外,一般釋論都是先廣后略。所以,印順強調(diào)《大智度論》二品以下,確是“三分除二”略譯;“廣本”則約有百三十六卷,絕無千有余卷之可能。[14]

　　但是,依材料的先后順序,僧睿“將近千有余卷”、《大智度論記》“十倍”的記載,二者相符,而且“三分除二”為梵譯漢的減少比率,與譯本的廣、略無關(guān),則僧睿、《大智度記》的記載皆無矛盾之處,所以應(yīng)該采信。

　　二、智論學派的傳承

　　《大智度論》又稱為《大智度經(jīng)論》、《摩訶般若釋論》、《大智釋論》、《釋論》、《智度論》、《智論》、《大論》等,因此在隋唐佛教著作中,研習《大智度論》的學者經(jīng)常被稱為“智度論師”、“北土智度論師”、“關(guān)東智度論師”、“北釋論師”,如吉藏《大乘玄論》說:

　　問:諸佛菩薩體不二,能應(yīng)者未詳不二,是何等法?答:成論師真諦謂為不二法門,

　　智度論師謂實相般若,地論師用阿梨耶識,攝論師真諦三藏即阿摩羅識。[15]

　　吉藏概括當時的佛學思潮,提出有成論師、智度論師、地論師、攝論師,可見在當時的北方確實出現(xiàn)專研《大智度論》的學者。[16]

　　同時,在當時的佛學界,如地論學派、成實學派、攝論學派、天臺宗、三論宗等,都有兼習《大智度論》者。于是,《大智度論》為中國佛教界樹立大乘意識,開宗立派,都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17]

　　在北朝隋唐時期,以長安、鄴城(河南省臨漳縣)為中心,當時的北方佛教存在以從事專門講說、研究《大智度論》為中心的智論師,或又同時研習三論者,因此可以稱為“四論學派”。檢索僧傳,發(fā)現(xiàn)曇鸞(476—542)[18]為最早的四論師�！独m(xù)高僧傳·曇鸞傳》說:“心神歡悅,便即出家。內(nèi)外經(jīng)籍,具陶文理,而于四論、佛性,彌所窮研”。[19]曇鸞是登山訪錄遺跡,因感動而出家。他對于龍樹一系的《大智度論》、《中觀論》、《十二門論》、《百論》等四部論及佛性義的研究,特別有心得。而《安樂集》卷下列出凈土的相承次第是菩提流支、慧寵、道場、曇鸞,可見曇鸞的四論研習是承襲道場的學風[20]。自此以后,四論的講習在此地漸次興盛。

　　在南朝佛教,由于梁武帝對《大智度論》的推崇,促進了《大智度論》在南方的興起。而且,《大智度論》、《中觀論》、《十二門論》、《百論》均闡揚龍樹中觀思想,皆出自鳩摩羅什翻譯,于是歷來弘揚三論者,皆兼弘《大智度論》,所以形成四論學派。但是,在梁陳之間,由于帝王喜好的不同,促進四論學派真正轉(zhuǎn)向三論學派。道宣總結(jié)梁陳時代佛教學風的轉(zhuǎn)變說:

　　先是梁武宗崇《大論》,兼玩《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

　　品》,尤敦三論。[21]

　　由于陳武帝時期流行《,大品般若經(jīng)》,推崇三論;吉藏批判“智度論師”的思想,教內(nèi)外因緣的變化,推動了四論學派的轉(zhuǎn)型。

　　1、僧詮一系

　　因為僧傳中有關(guān)僧詮的資料特別少,所以僧詮是否研習《大智度論》很難了解。但是,僧詮門下的法朗、慧勇、慧布、慧哲等都研究《大智度論》,在江南一帶弘揚此論,促進此論在江南的流行。

　　僧詮一系的師資傳承,如下:

　　法朗(507—581),俗姓周,徐州沛郡沛(江蘇省沛縣)人。二十一歲,梁大通二年(528),在青州(山東省臨淄縣)出家。游學楊都,在大明寺寶志座下學習禪法,又聽此寺彖律師講律,從南澗寺仙師受學《成實論》,從竹澗寺靖公學習《毗曇》,聲譽逐漸遠播京師建業(yè)。后來,至攝山止觀寺,從僧詮聽受四論(《智度》、《中》、《百》、《十二門》)及《華嚴》、《大品般若》等經(jīng),此后專弘龍樹宗風,與慧勇、慧布、慧辯共稱為僧詮門下四哲。陳武帝永定二年(558)奉敕住鐘山興皇寺。其后二十余年,講四論及《華嚴》、《大晶》等各二十余遍,列聽者經(jīng)常有上千人。太建三年(581)示寂,世壽七十五歲。門下弟子眾多,知名者有吉藏、羅云、法安、慧哲、法澄、道莊、智炬、慧覺、慧均、明法師、小明法師、曠法師、智鍇、真觀等人。[22]

　　慧勇(515—583),俗姓桓,譙國龍亢(安徽省懷遠縣)人。他的兄長亦出家,法號慧聰。慧勇自幼依楊都靈曜寺則法師出家,修習禪定并且讀誦經(jīng)論。又從靜眾寺峰律師受具足戒,學習《十誦律》;從龍光寺僧綽、建元寺法寵,學習《成實論》。在齊梁時代的金陵,《十誦律》、《成實論》都是當時的顯學。至三十歲開始,便開講《成實論》,共十余遍。太平二年(557)梁亡,慧勇住攝山止觀寺,從僧詮受業(yè)。陳天嘉五年(564),受陳文帝的邀請,于太極殿講說,稱譽一時,住大禪眾寺達十八年,所造之講堂稱為“般若堂”,宣講《華嚴經(jīng)》、《涅槃經(jīng)》、《方等經(jīng)》、《大集經(jīng)》、《大品般若經(jīng)》各二十遍,講《大智度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各三十五遍。于至德元年(583)示寂,世壽六十九歲。[23]

　　羅云(542—616),俗姓邢,荊州府松滋縣人。兄弟五從都剃度出家,長兄道頤,羅云為幼弟。羅云在上東明寺出家,隨楊都興皇寺法朗[24]學習《大智度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四論,深入理解四論的思想。法朗示寂后,又受學于福緣寺亙法師。想到家鄉(xiāng)未能流傳三論,應(yīng)移禪寺陟禪師的邀請,歸鄉(xiāng)弘法,創(chuàng)建還鄉(xiāng)寺。后來,住在龍泉寺達五十余年,羅云宣講四經(jīng)、《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各數(shù)十遍,化導四方。大業(yè)十二年(616)示寂,世壽七十五歲,弟子有慧成、道勝等十人。[25]

　　法澄(5387—6057),吳郡(江蘇省吳縣)人。師事興皇寺法朗學習三論,能夠抓住三論的思想脈絡(luò)而通暢無滯。后來,于江都(江蘇省江都縣)開善寺講三論,聽眾有二百余僧,而且日益增加。晉王楊廣設(shè)置四道場時,受征召前往講說。仁壽三年(603),隋文帝召住于日嚴寺,開講《大智度論》,長安四眾弟子都前來問學。煬帝時示寂于洛陽慧日道場,世壽七十余歲。[26]

　　慧覺(554—606),俗姓孫,太原晉陽(山西省太原市)人。八歲出家,在興皇寺法朗座下學習,研究四論。后來,棲止于攝山棲霞寺,受學于慧布。于是,在江左一帶廣弘《大智度論》,“舊文新意,兩以通之”,慧覺可能依三論思想解釋《大智度論》。在陳代,慧覺受到王公貴族的尊崇。受隋煬帝的邀請,人住慧日道場。后來,受法濟的邀請,在永福道場講《大智度論》。在白塔寺宣講《大品般若經(jīng)》、《涅槃經(jīng)》、《華嚴經(jīng)》及四論等二十余部。大業(yè)二年(606)示寂,世壽五十三歲,弟子有智果[27]等。[28]

　　智炬[29](535—606),俗姓吳,吳郡(江蘇省吳縣)人。善草書、隸書,偏愛文章。從學于興皇寺法朗,致力于四論及《大品般若經(jīng)》的鉆研。在浙東弘法,教化的學徒頗多。后來,在建業(yè)建初寺講三論,聽眾常有百人多。于是,聲譽日高,受蔣州刺史、武山公郭演等的歸依。受隋煬帝的召請,住慧日道場。開皇十九年(599),住長安日嚴寺,著《中論疏》,繼承了青目、曇影、洪偃的思想與優(yōu)點。依道宣的記載,“時有同師沙門吉藏者,學本興皇,威名相架,文藻橫逸,矩實過之”,道宣認為智炬勝吉藏一籌,這涉及道宣的對高僧的界定問題。大業(yè)二年示寂(606),世壽七十二歲,弟子有慧感、慧賾等。[30]

　　曠法師,歷來研究者皆無法確定其名字。檢索僧傳,發(fā)現(xiàn)《續(xù)高僧傳·道岳傳》提到隱士西門義,出家后號明曠,“曠年十七遂得出家,操行貞固,志懷明約,善《大論》及《僧只》,深鏡空有,學徒百數(shù)。禪觀著績,物務(wù)所高,即洛陽凈土明曠法師是也”。[31]明曠精通《大智度論》與《僧只律》,住在洛陽凈土寺�！独m(xù)高僧傳·義褒傳》說:

　　往縞云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所。曠在陳朝,興皇盛集,時當法選,亟動神幾。法主

　　既崩,遍流視聽,長干禪眾棲霞布公,并具式瞻,親沾余令。所以四經(jīng)三論,江表高推。[32]

　　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記載,顯慶二年(657),義褒在洛陽凈土寺講《大品般若經(jīng)》、三論。[33]以上三種資料的綜合,存在兩種可能:一、義褒的師父曠法師,從興皇法朗學習后,住在縞云山婺州永安寺。義褒曾在永安寺,受學于曠法師,此“曠法師”與洛陽凈土寺明曠法師不是同一人。二、曠法師與明曠為同一人。明曠是洛陽人,在洛陽凈土寺學習《大智度論》與《僧只律》。后來,南下金陵興皇寺,從法朗學習三論,最后住在縞云山婺州永安寺。義褒在永安寺隨他受學三論后,最后在顯慶二年(657)開講《大品般若經(jīng)》與三論。

　　慧均,《續(xù)高僧傳》中沒有立傳。慧均著《大乘四論玄義》十二卷,《續(xù)藏經(jīng)》中有七卷,另有三卷存于京都大學圖書館,共現(xiàn)存十卷。《大乘四論玄義》旨在闡釋《中》、《百》、《十二門》三論及《大智度論》的要義,依二十門而加以辨析。依《大乘四論玄義》的記載,可知慧均初學《毗曇》、《成實論》、《攝大乘論》,后來人興皇法朗門下,專學三論。陳太建六年(574)五月,記錄法朗講說的內(nèi)容,成為《大乘四論玄義》卷一“初章中假義”。晚年,過長安,記載了長安佛教的狀況。[34]

　　道莊(525—605),先在彭城寺寶瓊座下,稟受《成實論》。后來,從興皇寺法朗研習《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等四論。人住東都慧日道場,后人長安日嚴寺,講說法《法華經(jīng)》,著《法華經(jīng)疏》三卷。著有《集數(shù)》十卷,示寂于大業(yè)元年(605),世壽八十一。[35]

　　吉藏(549—623),俗姓安,西域安息人,祖上避仇移居南海,住在交廣(今越南、廣西)一帶,后遷居金陵而生下吉藏。幼年時,父親帶他去見真諦,真諦為他取名吉藏。父親后來出家名道諒,吉藏七歲時(一說十三歲)即從法朗出家,學習經(jīng)論。十四歲時從法朗受學《百論》,十九歲時開始為眾復述,受到大眾的稱譽。隋代時,住在會稽(浙江省紹興縣)嘉祥寺,著《中觀論疏》、《百論疏》、《十二門論疏》等注釋著作。晉王楊廣總管揚州時,在揚州設(shè)置四個道場[36](慧日、法云二佛寺,玉清、金洞二道觀),吉藏被延人慧日道場。開皇十九年(599),楊廣自揚州回長安,邀吉藏同行。到長安后,被安置于日嚴寺,著述不輟,如《大乘玄論》、《法華玄論》、《法華義疏》等。武德初年(618),唐朝設(shè)置十大德管理佛教事務(wù),吉藏被選為十人之一。這時,他住實際寺和定水寺,后來齊王李元吉(唐太宗之弟)請他住延興寺。武德六年(623)五月示寂,世壽七十五歲。吉藏的著作非常多,講《大智度論》數(shù)十遍,而且著有《大智度論玄疏》。[37]

　　辯寂,徐州人,年輕時游學諸講肆。在北齊的鄴都,專門學習《大智度論》與《阿毗曇心論》。北周武帝禁佛時,南下江陰(江蘇省江陰縣),受學三論。開皇年間,人長安又研習三論,“復尋昔龍樹之風”,可能指辯寂在吉藏門下學習。[38]

　　慧璇(571—649),俗姓董,少年出家,住在襄州(湖北省襄陽縣)。北周武帝禁佛時,逃往南陳,人茅山聽法朗的弟子明法師講三論,又往棲霞寺聽慧布講四論、《大品般若經(jīng)》、《涅槃經(jīng)》,晚年于安州(湖北省安陸市)從圓法師學習《釋論》(即《大智度論》)。后來,回到家鄉(xiāng)襄州,住在光福寺,學徒匯聚。唐初,住龍泉寺,常講三論、《大品般若經(jīng)》,兼講《老子》、《莊子》。貞觀二十三年(649)示寂,世壽七十九歲。[39]

　　慧弼(537—599),俗姓蔣,常州義興(江蘇省宜興縣)人。父輩等多有世功,慧弼于永定二年(558)出家,師事惠殿寺領(lǐng)法師,受學《成實論》。當時,陳代流行“新成實”,天宮寺晃公弘揚《阿毗曇心論》,慧弼游學諸講肆,精通《毗曇》、《成實論》。后來,在慧哲門下學習四論,學有所成。太建十年(578),于報德寺講《涅槃經(jīng)》、《法華經(jīng)》,聽法歸依者眾多�；壅茉�臨終前,將慧弼召回長安,接任法席。修復安國寺,開皇十九年(599),卒于安國寺,世壽六十三歲,弟子有慧方等。[40]

　　《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百論》等,皆系鳩摩羅什所譯,皆與龍樹中觀思想的重要論典。但是,僧詮一系強調(diào)四論的要旨不同,其所重視程度各亦有差別。吉藏在《三論玄義》中,就“通論”與“別論”論述了四論的不同�！吨姓摗吠ㄆ拼笮《�乘的迷見,通申大小二乘的教義,所以稱為“通論”;《大智度論》僅別破大乘或小乘的迷見,別申大乘或小乘的思想,故稱“別論”。而且,從論釋的作用來看,三論具釋一藏,稱為“通論”;《大智度論》僅僅解釋《大品般若經(jīng)》,所以稱為“別論”。[41]所以,僧詮一系將《大智度論》視為“別論”,而且重視“通論”,所以他們正弘三論而兼弘《大智度論》,對《大智度論》的重視程度遠不及“北土智度論師”。

　　2、靜藹—道安一系

　　在四論學派中,能夠形成師資相承的學系,應(yīng)該是靜藹一系。靜藹(534—578),滎陽人,俗姓鄭。十七歲,與友游寺,觀地獄圖變,決志出家,于是投金陵(江蘇省南京市)瓦官寺和禪師剃發(fā)。受具足戒后,至長安,從景法師聽聞《大智度論》。于是,登嵩山,鉆研經(jīng)論,精通《大智度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對四論“最為投心所崇”。復從印度的梵僧親學十載,隱居終南山中,“窮通之數(shù)。體因緣之理”,學僧前來依止,靜藹講說四論,蔚成學林。北周太建元年(574),周武帝聽信道土張賓之言,欲廢佛法,靜藹上表投訴,帝不納諫,遂攜門人人終南山深處,依巖附險,造寺二十七所。宣政元年(578),趺坐石上,自割其肉而死,世壽四十五,著有《三寶集》。[42]靜藹有弟子道判、智藏、僧照、普安、道安等人,但是僧照、普安二人雖然禮靜藹為師,但并沒有研習《大智度論》的記載,

　　靜藹一系以研習《大智度論》為主的師資學系,如下:

　　道判(532—615),俗姓郭,曹州(山東)人。初習儒學,十九歲出家。受具足戒后,誓志西行求法,北齊干明元年(560),道判與二十一人結(jié)判,從北齊的鄴都出發(fā),至北周境內(nèi),遭到官兵的扣壓。后于北周保定二年(562),至長安,受到北周武帝的禮遇,住在大乘寺。兩年后,又乞求西行,周武帝敕給國書,至高昌國后,后被遣回長安,住在干宗寺。遇到靜藹,于是跟隨他學習佛法。周武帝禁佛時,道判與靜藹隱居在太白山,共有二十六人,一起晝?nèi)昭芯俊洞笾嵌日摗�、《中論�?《百論》等四論,前后有十五年。北周宣帝(578—579在位)時,受敕為一百二十位菩薩僧之一,住于陟岵寺。開皇七年(587),隋文帝為他在終南山敕建龍池寺,受四事供養(yǎng)。大業(yè)十一(615)年示寂,世壽八十四歲[43]。

　　智藏(541—625),俗姓魏,華州鄭縣(陜西省華縣)人。十三出家,師事靜藹,研習《大智度論》,住在長安陟岵寺,可見智藏亦為一百二十位菩薩僧之一。隋文帝開皇二年(582),建大興善寺,一百二十位菩薩僧移住大興善寺。開皇三年(583),隱居在終南山豐谷的東阜,后來被敕建為豐德寺。每年的一月、五月、九月,智藏“盛開道化,以《智論》為言先”,于是長安四眾弟子,齊集前來聽聞法要。武德八年(625),卒于豐德寺,世壽八十五歲。[44]

　　曇延(516—588),是著名的北方涅槃師,北周武帝禁佛時,隱居于太行山,亦曾為大陟岵寺的菩薩僧。靜藹隱居于終南山時,曇延前來求教�！独m(xù)高僧傳·靜藹傳》說:“沙門曇延、道安者,世號玄門二杰,當時頂蓋,名德相勝。及論教體,紛爭由生,諮藹取決�！盵45]而且,曇延、道安曾乞清靜藹住世。但是,《續(xù)高僧傳·曇延傳》中并未提及曇延學習《大智度論》,只是表明他與靜藹的關(guān)系。

　　道安,俗姓姚,馮翊胡城(陜西省大荔縣)人。幼年投身佛門出家,隱居于太白山,鉆研經(jīng)論,旁學諸子百家以及史學等。受具足戒后,專究《涅槃經(jīng)》、《大智度論》,“崇尚《涅槃》,以為遺訣之教;博通《智論》,用資弘道之基”,道安或許隨靜藹學習《大智度論》。于是,常住大陟岵寺,弘揚《涅槃經(jīng)》、《大智度論》,長安士人都前來聞法�！稓v代三寶記》卷十二稱為“周世智度論師釋道安”[46],可見他是專弘《大智度論》的學者,而且亦是北周“一百二十菩薩僧”之一,但是道安違命不從。道安擅長文章,達官貴人、知名道士都前來請論,周武帝敕住中興寺。道安是北周禁佛時有名的辯論僧人,著《二教論》,細評二教之優(yōu)劣,并破斥道教。[47]弟子慧影記錄他的《大智度論》講義,成為《大智度論疏》二十四卷,《歷代三寶記》卷十二記為“釋道安《智度論解》二十四卷,并道安自制序”[48],可見道安曾為《大智度論疏》作序。道安有弟子慧影、寶貴、無礙、榮法師等。

　　慧影,《續(xù)高僧傳·道安傳》后有簡單的附傳,提到慧影“傳燈《大論》,繼踵*輪”[49],與寶貴二人為隋代知名僧人�；塾笆谭畹腊�,隨道安住陟岵寺、大中興寺,記錄道安講說《大智度論》,成為《大智度論疏》二十四卷,《續(xù)藏經(jīng)》中現(xiàn)存卷一、卷六、卷十四、卷十五、卷十七、卷二十一、卷二十四等七卷。依現(xiàn)存《大智度論疏》的作者題名“蜀地潼州遷善寺沙門釋慧影抄撰”,可見慧影曾住在四川潼州遷善寺;依《歷代三寶記》的記載,慧影后來住在長安舍衛(wèi)寺,為二十五眾主[50]。慧影還著有《傷學論》一卷、《存廢論》一卷、《厭修論》一卷,卒于開皇末年(6007)。

　　榮法師,《續(xù)高僧傳·法曠》提及法曠“后聽弘善寺榮師《大論》,榮即周世道安之弟子也”[51],榮法師是道安的弟子,專研、講學《大智度論》。法曠(? —633),俗姓駱,雍州咸陽(陜西省咸陽縣)人。專學儒家,后聽弘善寺榮法師講《大智度論》,轉(zhuǎn)學佛教。十六歲時,講解《大智度論》,“道穆京華”,可見他在當時長安的影響。法曠誦《無量壽經(jīng)》,持戒修定,誓往生西方凈土。貞觀七年(633),在終南山自刎而死。[52]

　　無礙[53](552—645),俗姓陳,父親陳曠是梁元帝的征蕃學士。承圣元年(552),無礙生于成都。十歲至長安,依道安出家。天和三年(568),受具足戒。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禁佛,于是便隱遁不現(xiàn)。隋代開皇年間(581—600),無礙復出,住秦州(甘肅天水市)永寧寺,后聽超法師講《大智度論》。又至長安學習《十地經(jīng)論》、《阿毗曇論》,于大興善寺講《大智度論》,對文句仍然凝滯不通,于是回去秦州。大業(yè)二年(606),被召人洛陽,在四方館教授經(jīng)論。大業(yè)十三年;(617),住長安莊嚴寺。武德八年(625),回到秦州永寧寺,修無相觀。貞觀十九年(645)卒,春秋九十四歲。

　　靜藹及其第一代弟子皆活動于北周武帝時期,所以都與大陟岵寺有關(guān),大部分都是“一百二十菩薩僧”。靜藹、道判研習四論,是典型的四論師;而尤其是道安、慧影師徒,編撰《大智度論疏》二十四卷,成為現(xiàn)存唯一的注疏。靜藹一系具有“北土智度論師”的典型特點,專弘《大智度論》,這與南方僧詮一系有明顯的差別。

　　3、慧藏—法彥、智隱一系

　　慧藏(522—605),俗姓郝,趙國平棘(河北省趙縣)人。十一歲出家,未受具戒便講《涅槃經(jīng)》;受具足戒后,精持戒律。后來,研習《大智度論》、《十地經(jīng)論》、《華嚴經(jīng)》、《般若經(jīng)》等。三十歲后,隱居于鵲山,專研《華嚴經(jīng)》,撰《華嚴經(jīng)義疏》。北齊武成帝(562—565在位)詔請于太極殿講說《華嚴經(jīng)》,榮冠當時。開皇七年(587),住大興善寺,開講《般若經(jīng)》、《大智度論》,當時沙門智隱、僧朗、法彥等,在他的座下聽聞法要,深得《大智度論》的本義。后又講《金剛般若論》,受到學徒的崇敬。大業(yè)元年(605),卒于空觀寺,世壽八十四歲。[54]

　　慧藏一系的師資傳承,如下:

　　法彥(?—607),俗姓張,洛州(河北省永平縣)人,遍讀三藏,“偏以《大論》馳美”,尤其精通《大智度論》,在北齊、北周、隋三代講說《大智度論》,都名揚天下,受到地論師淵法師(或即靜淵)、攝論師法侃的推崇。《續(xù)高僧傳·法護傳》提到,法護在法彥門下聽講《成實論》,可見法彥對《成實論》亦非常有造詣。[55]開皇十六年(596),敕任為“大論眾主”,住真寂寺。仁壽年間,送舍利于汝州、沂州善應(yīng)寺。大業(yè)三年(607),卒于真寂寺,世壽六十余歲。[56]

　　智隱,俗姓李,貝州(河北省清河縣)人,為慧藏的弟子。開皇七年(587),隨慧藏人長安,住大興善寺,通達《大智度論》、《阿毗曇心論》與《金剛般若論》。開皇十六年(596),敕補為“大論眾主”�！独m(xù)高僧傳·智隱傳》說:“以解兼?zhèn)?例須有紹隆,下敕補充講論眾主,于經(jīng)藏寺還揚前部�！币驗�,法彥已經(jīng)被任為“大論眾主”,所以敕補智隱、寶襲為“大論眾主”。在“五眾”中,并沒有“講論眾主”。智隱住在經(jīng)藏寺,弘揚《大智度論》。仁壽年間,送舍利于益州法聚寺、莘州等,晚年卒于長安。[57]

　　僧朗(?—616),恒州(山西省大同市)人。少年出家,學習《大智度論》、《雜心論》。隨慧藏人長安,住空觀寺,講《大智度論》。送舍利于廣州,回到長安后,住在禪定寺,以講習為力,大業(yè)末年(616)終于禪定寺,世壽七十余歲。[58]

　　慧藏一系在隋代非常有影響力,法彥、智隱成為當時的“大論眾主”,而且都是當時敕送舍利到各州的名僧。

　　4、學系不明的智論學派

　　在僧傳中,還記載了一些學系不明的智論師,如靈藏、慧善、明舜、曇良、智琚、神迪、道宗等。

　　靈藏(519—586),俗姓王,雍州(陜西長安)人。隨穎律出家,精通《僧只律》,而且對《大智度論》能夠“講解無遺”,可見他對此論鉆研之深。靈藏與隋文帝為布衣之交,住大興善寺,由靈藏任意度化出家的人達數(shù)萬之多。[59]

　　慧善(506—566),自幼出家,擅長法勝《阿毗曇心論》,住在楊都棲玄寺。梁朝滅亡時(549),逃往江陵(湖北省江陵縣)。承圣年間(552—555),住在長安崇華寺,慧善引用《大智度論》證成《毗曇論》的思想,著成《散花論》。天和元年(566),卒于長安,世壽六十歲�！盵60]

　　明舜(547—606),俗姓張,青州(山東省臨淄縣)人。幼年學習佛教,“偏以《智論》著名”,明舜讀誦《大智度論》,精通此論的義量思想,聞名于當時。北周禁佛時,逃往建業(yè),住在安樂寺。弘揚《大智度論》。后來,被晉王楊廣召人住日嚴寺,講解《大智度論》的玄義。仁壽四年(604),送舍利于蘄州福田寺。大業(yè)二年(606),示寂于日嚴寺,世壽六十歲,弟子有慧相等。[61]

　　曇良,俗姓栗,潞州(山西省長治縣)人。十六歲出家,專研各種經(jīng)論,而且專以《大智度論》傳名于天下。隋代時,人長安,住在真寂寺,送舍利于亳州開寂寺。后來,回到日嚴寺,唐代初年卒,世壽八十余歲。[62]

　　智琚(?—619),俗姓李,新安壽昌(浙江省壽昌縣)人。十九歲出家,聽坦師講《大智度論》,又隨雅公學習《般若論》,從譽公學習三論。武德二年(619),智琚將《華嚴經(jīng)》、《大品經(jīng)》、《涅槃經(jīng)》、《大智度論》等的四部義疏囑托給弟子明衍,可見他著有《大智度論義疏》,最后卒于常州建安寺。[63]

　　神迪(566—630),俗姓田,憑翊臨晉(陜西省朝邑縣)人。幼年出家,研讀經(jīng)論。二十歲未滿,便能博通各種經(jīng)論,而且以《大智度論》著名。神迥被當時人們尊稱為“大論主釋迦迪,法界多羅一時領(lǐng)”,可見在當時的影響力。大業(yè)十年(614),住禪定寺。后來,應(yīng)召人住鴻臚寺,弘講《大智度論》,教化三韓(新羅、高句麗、百濟)之外國留學生及諸方之士。貞觀三年(629)人蜀,從事道俗的宣化。貞觀四年(630)示寂于法聚寺,世壽六十五歲。神迪撰寫各種序,注解經(jīng)論等,如《法華文句序》,共四十余卷。[64]

　　道宗(533—638),俗姓衛(wèi),憑翊(陜西省大荔縣)人。少年出家,專門研習《大智度論》。隋代時,住在同州大興國寺,講《大智度論》。貞觀十二年(638)卒,世壽八十五歲。[65]

　　這些學系不明的智論師,大部分是北方智論師,可見《大智度論》在北方的盛行。

　　5、《大智度論》的注疏

　　《大智度論》譯出后,從南北朝至隋末唐初,在北方,尤其以長安,鄴都為中心,不斷地受到研究、講說。同時,亦有智論師進行略抄或注疏,略舉如下:

　　僧肇《大智度論抄》八卷(《東域傳燈目錄》卷下)

　　慧遠《大智度論抄》二十卷,現(xiàn)存《大智度論抄序》(《出三藏記集》卷十)

　　意思《釋論玄》一卷(《續(xù)高僧傳》卷十七)

　　道安說、慧影撰《大智度論疏》二十四卷,現(xiàn)存七卷(《卍新纂續(xù)藏經(jīng)》第46冊)

　　智頡《大智度論疏》二十卷(《諸宗章疏錄》卷二)

　　靈�！吨嵌日摮�》五卷(《續(xù)高僧傳》卷九)

　　智琚《大智度論義疏》(《續(xù)高僧傳》卷十二)

　　吉藏《大智度論玄疏》(《續(xù)高僧傳》卷十一)

　　法檁《大智度論抄》(《續(xù)高僧傳》卷十六)

　　僧侃《大智度論疏》十四卷或五卷(《東域傳燈目錄》卷下、《奈良朝現(xiàn)存一切經(jīng)疏目錄》)

　　曇影《大智度論疏》十五卷(《諸宗章疏錄》卷二)

　　靈見《大智度論抄》十卷(《東域傳燈目錄》卷下)

　　衍法師述《大智度論疏》五卷(《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卷三)

　　休撰《大智度論章門》六卷(《東域傳燈目錄》卷下、《奈良朝現(xiàn)存一切經(jīng)疏目錄》)

　　在以上的十四種注疏中,現(xiàn)存唯有慧影《大智度論疏》七卷,彌足珍貴。

　　三、結(jié) 語

　　《大智度論》自從鳩摩羅什翻譯以來,中國佛教對《大智度論》進行研究、講說等創(chuàng)造性的詮釋活動,于是出現(xiàn)智論學派的傳承與發(fā)展。

　　第一、智論學派的活動時期是在南北朝至唐初,即公元495—645年,將近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其興盛的區(qū)域,依盛衰的順序,主要有長安、鄴都、建康、洛陽、揚州、嵩山、晉陽、青州、江都、南岳、廬山、終南山等,主要集中在北方。

　　第二、四論學派確實存在。南朝的三論學者,尤其是法朗及其弟子,兼習《大智度論》,促進四論學派在南朝的興盛。北朝的曇鸞、靜藹、道安等學者,在北方弘揚四論。但是,從總體來說,北方的智論師大多不弘三論,專弘《大智度論》,尤其在北朝,出現(xiàn)一批專研《大智度論》的學者,隋唐學者稱為“北土智度論師”。

　　第三、北周禁佛對智論學派的影響。北周武帝在建德三年(574)下詔禁佛,以此為契機,激起北方佛教界希望確立大乘佛教的強烈愿望,促進了《大智度論》的興盛。而且,許多智論師成為“一百二十菩薩僧”,集中住在陟岵寺,隋時移住大興善寺。如靜藹、道判、智藏、道安、慧影、靈裕、彥琮、寶襲等,都是這一批人的佼佼者。所以,在隋代的“五眾”制度中,設(shè)有“大論眾主”,如法彥、寶襲、智隱等,從而在制度上為《大智度論》的興盛提供了保障。

　　第四、智論學派對佛教中國化的影響。中國佛教的初期,大小乘并弘,《大智度論》強調(diào)般若空與菩薩行,龐雜的思想與辭典的作用,無疑為中國佛教的發(fā)展提供了方向性的作用。而且,經(jīng)過北朝、隋朝的發(fā)展,.最后以國家形式確立了“大論眾主”,可以看出《大智度論》對隋唐佛教的深遠影響。尤其是三論宗、天臺宗,都繼承了智論學派的許多思想,同時又進行了批判與詮釋,從而獲得了開宗立派。

　　[1] 《出三藏記集》卷8,《大正藏》卷55,第53頁中。

　　[2] 《出三藏記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頁中。

　　[3] 《出三藏記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頁上。

　　[4] 印順:《{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永光集》,第7頁,臺北正聞出版社2004年版。

　　[5] 《出三藏記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頁上—中。

　　[6] 印順:《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永光集》,第1l頁。

　　[7] 《出三藏記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2頁中。

　　[8] 《出三藏記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3頁下。

　　[9] 《出三藏記集》卷7,《大正藏》卷55,第47頁下。

　　[10] 釋大田:載《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52卷第2號(2004年),第202頁。

　　[11] 《出三藏記集》卷10,《大正藏》第55卷,第76頁上—中。

　　[12] 加藤純章:“大智度論的世界”,宏音譯,載《諦觀》第52期(1988年),第7—8頁。

　　[13] Lamotte:《(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郭忠生譯,《諦觀》第62期,1990年,第169頁。

　　[14] 印順:《{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永光集》,第11—12頁。

　　[15] 《大乘玄論》卷5,《大正藏》卷45,第66頁下。

　　[16] 平井俊榮認為吉藏諸著作中,出現(xiàn)“北土論師”�！氨蓖寥恕�、“北人”,“北地人”亦是智論師:見《中國般若思想史研究——吉藏七三論學派》,東京春秋社1976年版,第220—22l頁。但是,我們以為吉藏所謂“北土”、“北地”是指當時北方的學者,可能是智論師或地論師之流,不是一定指智論師。

　　[17] 大野榮人對智論學派已經(jīng)進行詳細考察,見《{大智度論)中國的展開》,《人間文化:愛知學院大學人間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6號(2001年),第l—44頁。

　　[18] 關(guān)于曇鸞人滅的年代,在唐朝已有異說。迦才《凈土論》卷下的《曇鸞傳》載“魏末高齊之初猶在”,《續(xù)高僧傳》卷二十《道綽傳)》及文諗、少康《往生西方凈土瑞應(yīng)刪傳》都稱他為“齊時曇鸞法師”。此外,據(jù)近人羅振玉所藏拓本北齊·天保五年二月《敬造太子像銘》中的愿主題“比丘僧曇鸞”的名字看來,曇鸞入滅似應(yīng)在北齊天保五年(554)以后,但這也還不能作定論。今依《續(xù)高僧傳》卷六《曇鸞傳》記載:“魏興和四年,因疾卒于平遙山寺,春秋六十有七”。《大正藏》卷50,第470頁下。

　　[19] 《續(xù)高僧傳》卷6《曇鸞傳》,《大正藏》卷50,第470頁上。

　　[20] 《安樂集》卷下,《大正藏》卷47,第14頁中。

　　[21] 《續(xù)高僧傳》卷1,《大正藏》卷50,第43l頁上。

　　[22] 《續(xù)高僧傳》卷9《法朗傳》,《大正藏》卷50,第477頁中—478頁上。法朗的弟子群弘化地等,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48—549頁。

　　[23] 《續(xù)高僧傳》卷7《慧勇傳》,《大正藏》卷50,第478頁下—下。

　　[24] 《續(xù)高僧傳·羅云傳》中,誤作“道朗”。

　　[25] 《續(xù)高僧傳》卷9《羅云傳》,《大正藏》卷50,第493頁上—下。

　　[26] 《續(xù)高僧傳》卷9《法澄傳》,《大正藏》卷50,第499頁下。

　　[27] 智果的傳記,見《續(xù)高僧傳》卷30《智果傳》,《大正藏》卷50,第704頁中。

　　[28] 《續(xù)高僧傳》卷12《慧覺傳》,《大正藏》卷50,第516頁上—下。

　　[29] 智炬,《六學憎傳》及高麗本均作“智矩”。

　　[30] 《續(xù)高僧傳》卷ll《智炬?zhèn)鳌?《大正藏》卷50,第509頁中—下。

　　[31] 《續(xù)高僧傳》卷13《道岳傳》,《大正藏》卷50,第527頁上—中。

　　[32] 《續(xù)高僧傳》卷15《義褒傳》,《大正藏》卷50,第547頁中—下。

　　[33]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大正藏》卷50,第391頁上。

　　[34] 大野榮人:《(大智度論的中國的展開》,《人間文化:愛知學院大學人間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6號(2001年),第24頁。

　　[35] 《續(xù)高僧傳》卷9《道莊傳》,《大正藏》卷50,第500頁上。

　　[36] 隋煬帝為晉王時,于長安蕃邸又建四寺,即嘉祥寺、日嚴寺、實際寺、會昌寺,亦稱“四道場”。但是,長安“四道場”皆為佛寺,與揚州“四道場”有別。

　　[37] 《續(xù)高僧傳》卷11《吉藏傳》,《大正藏》卷50,第513頁下—515頁上。

　　[38] 《續(xù)高僧傳》卷26《辯寂傳》,《大正藏》卷50,第675頁上—中。

　　[39] 《續(xù)高僧傳》卷15《慧璇傳》,《大正藏》卷50,第539頁上。

　　[40] 《續(xù)高僧傳》卷9《慧弼傳》,《大正藏》卷50,第494頁下—495頁中。

　　[41] 《三論玄義》,《大正藏》卷45,第10頁中。

　　[42] 《續(xù)高僧傳》卷23《靜藹傳》,《大正藏》卷50,第625頁下—628頁上。

　　[43] 《續(xù)高僧傳》卷12《道判傳》,《大正藏》卷50,第516頁下—517頁中。

　　[44] 《續(xù)高僧傳》卷19《智藏傳》,《大正藏》卷50,第586頁下—587頁上。

　　[45] 《續(xù)高僧傳》卷23《靜藹傳》,《大正藏》卷50,第626頁中。

　　[46] 《歷代三寶記》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頁下。

　　[47] 《續(xù)高僧傳》卷23《道安傳》,《大正藏》卷50,第628頁上—631頁上。

　　[48] 《歷代三寶記》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頁中。

　　[49] 《續(xù)高僧傳》卷23《道安傳》,《大正藏》卷50,第630頁中。

　　[50] 《歷代三寶記》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頁下。

　　[51] 《續(xù)高僧傳》卷27《法曠傳》,《大正藏》卷50,第683頁中。

　　[52] 《續(xù)高僧傳》卷27《法曠傳》,《大正藏》卷50,第683頁中—下。

　　[53] 《續(xù)高僧傳》卷20《無礙傳》,《大正藏》卷50,第599頁上—中。

　　[54] 《續(xù)高僧傳》卷9《慧藏傳》,《大正藏》卷50,第498頁上—中。

　　[55] 《續(xù)高憎傳》卷13《法護傳》,《大正藏》卷50,第530頁下。

　　[56] 《續(xù)高僧傳》卷10《法彥傳》,《大正藏》卷50,第505頁中—下。

　　[57] 《續(xù)高僧傳》卷26《智隱傳》,《大正藏》卷50,第668頁上—中。

　　[58] 《續(xù)高僧傳》卷10《僧朗傳》,《大正藏》卷50,第507頁下—508頁上。

　　[59] 《續(xù)高僧傳》卷21《靈藏傳》,《大正藏》卷50,第610頁中—下。

　　[60] 《續(xù)高僧傳》卷8《慧善傳》,《大正藏》卷50,第486頁中—下。

　　[61] 《續(xù)高僧傳》卷11《明舜傳》,《大正藏》卷50,第510頁下—511頁上。

　　[62] 《續(xù)高僧傳》卷26《曇良傳》,《大正藏》卷50,第676頁上—中。

　　[63] 《續(xù)高僧傳》卷12《智琚傳》,《大正藏》卷50,第521頁上—中。

　　[64] 《續(xù)高僧傳》卷13,《大正藏》卷50,第526頁上—中。

　　[65] 《續(xù)高僧傳》卷14,《大正藏》卷50,第534頁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