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師

養(yǎng)德兼充學大道求諸野

　　養(yǎng)德兼充學大道求諸野——關于弘一法師德學研究中的民學精神

　　廈門張一德

　　如果有人問我，中國近代史中，何人把人格德養(yǎng)看成是生死攸關的大事，把充實學問當做修行做人的根本，我首先想到的是弘一法師。

　　世紀清明，當代祥和，我們隨處可見，有無數(shù)增新與修舊的廟宇和牌坊。地上樹立的廟宇牌坊雖多，卻無法說明，高山仰止，人們心里無言鐫刻的景仰。

　　弘一法師曾是中國文藝界的先驅、教育界的明師、對詩詞曲賦，書法篆刻、繪畫丹青、話劇音樂……無不精通、無不領先。大家出世，或數(shù)百年一遇，或數(shù)十年一遇。弘一法師這種文化精英，藝術大師，即使歷史紅塵滾滾，馳騁百年，也難得幾人。

　　弘一法師如此得道，“英姿翩翩，文章風流，從者如云，才名四播，現(xiàn)代中國文化，正待從他腳下走出婉約清麗一途。”[1]，若在中國近代文化史的廟宇牌坊上，獨辟“清麗”一途，針對風靡近半世紀的“雄強”之勢，也會是史冊彪炳的。要舍棄小我，回歸平淡，其因起于自性，圓滿于修養(yǎng)。出家弘法，如此堅毅，如此遠行，也有人完全可以借此機會，獨樹一幟，求顯赫名聞，拔高揚法幢，廣收門徒，袈裟廟宇牌坊規(guī)模巨制，飾現(xiàn)大法師宗風，宏叢林偉業(yè)，然而，“志雖存高遠，心不外乎平常。”風流總被雨打風飄去，歷史長河里，青燈黃卷生涯，轉識為智，“君子之交，其淡如水”，該留下的留下了。

　　弘一法師由儒人釋，儒釋兼容，得益于文化底蘊深厚，且經(jīng)長途跋涉，勇猛精進，方成人格高尚圓滿。我想，德行的建立，首先依據(jù)的是思想的樹立，精神的建樹則有賴于學問根本，而學問的根本就來源于哲學之道。弘一法師以文化人出家，自39歲到63歲圓寂，以華嚴為學之圓融；以律學為行之精嚴；以凈土為果之方便；以儒學的德行，參悟佛門的覺有情；以宋明理學的學問修身，通達般若得明心見性。對哲學的博大精深，大師是深悟透徹，爐火純青的。

　　對弘一法師德學的研究，不僅是對大師的認識史，也是對佛學特質不斷探索的認識史。每個景仰大師的人，為弘揚其精神，都會勇于擔當。故不辭自己學習的淺陋，把有關大師德學的點滴體會和思考問題，如民德修養(yǎng)和君德修養(yǎng)的差異，關系到儒釋二學的調和兼容性，學問修養(yǎng)的攝人圓融性，宇宙人生的寧靜簡易性的幾點想法，作為探討弘一法師德學研究中的民學精神內涵的嘗試，請教于各位方家。

　　一、民德修養(yǎng)和民學精神

　　德學研究的內涵的延伸，必將帶來精神求索意義上的啟示，梳理君德與民德——在人生認識上的異同，挖掘和發(fā)揚弘一法師的德學精神，對當下，重提這種精神并身體力行，對人的學養(yǎng)，蘊含著新的超越的意義。

　　同心同德，人同是心，德同是理。道成德成，德有異同。

　　是重在表現(xiàn)，還是重于精神？是聲嘩外美，還是取道內美？是治世迎合，還是發(fā)揮自己？君德民德各有不同的回答。

　　分辨廟堂與民間關于精神取向的不同評價體系，需用歷史的眼光。破名譽關，開功利鎖，真正像弘一法師一般，舍棄表相，親知實見，以出世之精神，做人世之事業(yè)，認真得不打一點折扣，真實者能幾？

　　正如黃賓虹先生說“三代而上，君相有學，道在君相；三代而下，君相失學，道在師儒。”

　　“自后文氣勃興，學問遍不為貴族所獨有。師儒們傳道設教，人民乃有自由學習和自由發(fā)揮言論的機會權力。這種精神，便是民學精神，其結果遂造成中國文化史上最光輝燦爛的一頁。”團這是藝術大師讀史的卓越見地。

　　如果說，德學上的標準一致，沒有君與民、朝與野的區(qū)分，這是很難使人置信的。

　　道與德，無德即無道，民德循民道，君德尊君道。所謂“民德”，乃對“君德”而言。我們根據(jù)由陳國恩先生編著的《中國古代德行新典》分類，把中國傳統(tǒng)美德分為25個方面，即報國、御辱、勤政、諍諫、秉公、清廉、薦賢、憂患、節(jié)操、氣度、克己、戒奢、謀略、無畏、尊師、矢志、眷顧、敏學、倜儻、謙恭、誠信、敬業(yè)、交友、孝慈、教子。[3]

　　其中的勤政、諍諫、清廉、薦賢、謀略、倜儻—，…·等少部分，是適合于君相之德或治國之德，注重權威的運用，對仕途從政有倡導的收益。凡是屬于經(jīng)世致用的，對應治世的君相道德，經(jīng)常存在偽善的一面，在民眾里，霧里看花，缺少實踐的可能和意義。

　　對于報國、御辱、節(jié)操、氣度、克己、戒奢、矢志、眷顧、謙恭、誠信、敬業(yè)、敏學……大部分的是普遍廣泛的傳統(tǒng)文化，在民間成為勵志、處世、做人的美德標幟。積極向上，止惡向善，不管在道德教育和人生啟迪上，既廣泛又真實，是和諧社會特健藥。

　　“君學重在外表，在于迎合人。民學重在精神，在于發(fā)揮自己。”〔4〕

　　兩種精神傾向的產(chǎn)生，是因為，凡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包括豐富多彩的生活形態(tài)，都應該是自己適合的，不管別人有什么樣的理解。你可以紅紅火火，轟轟烈烈，也可以默默無聞，平平淡淡，關鍵是認識你自己。然而，學道求道，養(yǎng)真養(yǎng)德，如諸葛武侯所云：“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yǎng)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這里的君子，具平常心，淡泊的情懷，精進的精神，有道有德，任由“滾滾長江東逝水”，即使君相失學，君德變質，君學異體，依然本色不改。

　　弘一法師在德養(yǎng)學習修行過程中，自始至終重視民學精神，發(fā)揮格言短小精悍、自惕勵人的勸誡感人力量。奉為楷模的書籍有明劉宗周（忠介）的《人譜》，明儒薛碹（文清）的《讀書錄》，以明蒲益大師警訓綠成的《寒笳集》，清金蘭生的《格言聯(lián)璧》，清梁瀛侯的《日省綠》等。在明清時期，德養(yǎng)著述分量很重，針砭明清時期官宦寡廉少恥，道德喪失，反對儒生士子多沉迷科舉，重利祿而輕節(jié)操。明清有識之士重精神，為救衰振弊，努力呼吁，的確是難能可貴。

　　弘一法師在《題格言聯(lián)璧》說：“余童年恒覽是書，30以后，稍知修養(yǎng)，亦奉為圭臬。今離俗已二十一載，偶披此卷，如飲甘露，深沁心脾，百讀不厭也。”德養(yǎng)是歷朝歷代，不分儒釋道三家，文化派別，在教育人時，放在智育和體育前面的課題，把良知學問，視為精神道德的根基。

　　自黃帝起以至三代，君位在傳賢的時代，不乏仁圣之君，言行道德，內外一致，是君學民學相同的訴求。封建制度成立，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覬覦君位，禮樂崩壞，戰(zhàn)亂不停，君學追求重物質重表象。諸子百家著述立說，學問不再為君相壟斷，師儒傳道授教，民眾參與學習，抒發(fā)言論，重精神重內涵的民學始興。

　　君學民學分道揚鑣，治世之術和學問道德距離拉開了，君德為了建功立業(yè)，輝煌事業(yè)，多以“治、平”來現(xiàn)身說法，到處宣講，濟世治人。民德轉向成就自我，修善其身，身體力行。就如孔子曰；“古之學者也為己，今之學者也為人。”為了充實自己而人格升華，還是為做給別人看來光榮炫耀，是質樸自然或外表華麗，已很難統(tǒng)一。貧富、貴賤、文質，言行、真假，動靜，虛實，黑白，美丑……逐漸拉開了君德、政德、或民德、道德的距離，使致用與修身糾纏著不同人生態(tài)度。

　　弘一法師的人格魅力，不僅褒貶人性善惡，更多地是弘揚民學核心價值，主要表現(xiàn)在上求于心，下躬于行。“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從弘一法師多次書寫的德養(yǎng)著作，主要的涉及學問、存養(yǎng)、持躬、敦品、接物、處事、求道等民學精神內容，正氣凜然。具有“冰霜之操自勵”，“穹窿之量容人”，“切磋之誼取友”，“慎重之行利生”，使品日清高，德日廣大，學問日精，道風日遠。對于一生都是一個學者、一個修行者，、一個踐行者，傳統(tǒng)文化美德，人格的尊嚴，心靈的自由，博愛的慈悲，是至高無上的，足以超越世俗的價值觀，做一生悲壯道的追求。

　　“云在青天水在瓶”——心如水的清澈。在天上，則云的瀟灑；在瓶里，有水的怡靜；出家前，是高明的文藝大師；離俗后，是勇猛精進的弘法高僧。隨方就圓，做什么象什么，認真，徹底，求道，求德，修行，無需炫耀佛門何等職銜，不用發(fā)起什么規(guī)模的佛教團體，決不利益攀援黨政要人，弄巧隨順商賈大亨。一心學問，一心德養(yǎng)，一心念佛，一心修道。

　　秋月春風，文化上，道藝有別；人生里，朝野殊途。

　　二、儒釋一爐的調和與兼容

　　調和，是精神，兼容，更是智慧。即根據(jù)現(xiàn)狀進行的綜合調整，包容各面，以達到更高境界的和諧。運用這種中國文化特有的中和智慧，往往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弘一法師說自己的書法是“皆依西洋畫圖案之原則，竭力配置調和全紙面之形狀。”獨創(chuàng)了完美書法形式與渾厚文化意蘊相融的“弘一體”。葉圣陶先生說“全面調和，蓋法師始終信持之美術觀點。”其實，弘一法師不僅在書法美術信持運用調和的觀點，在人生學問德養(yǎng)精神更廣的領域，也始終運用調和的精神與兼容的智慧，使儒學成為弘法利生的方便之門，使理學修身成為戒律修持的精嚴，實現(xiàn)儒釋互補，出世精神與人世事業(yè)圓滿的大成就。

　　弘一法師德學思想，分量最多的是對宋明理學思想和佛學思想的調和兼容。然而，調和兼容是有前提，也有底線的。調和立足在民本的道德基礎上，不能越過虛偽道德的底線。尤墨君先生回憶見法師最多的是勞動者，次為知識分子，不見官僚，不當住持，不開大座集眾。[5]

　　當儒家理學的宗旨與科舉人仕的動機逐漸相背離時，并非所有士人，均屈從于時勢而同流合污。薛碹（文清）就是一位，弘一法師在選編《佩玉篇》時推崇的明儒。

　　薛文清堅持自我的人生理想，以弘揚圣學為己任，視科舉為俗學，決不肯為利祿，而有損其道德節(jié)操。對科舉發(fā)難；“道之不明，科舉之學害之也”。針砭那些不能有切于自我心性修煉，所謂“習舉業(yè)者。”“讀諸般經(jīng)書，只好安排作時文材料用，于己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生所得行事者，皆生來之習氣。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攻其要害在于“借經(jīng)書以徼利達。”[6]學習經(jīng)典，口言善，身行惡，口是心非。對儒家和佛學都是極其危害的，因此被譬之為國妖。

　　宋明理學在思想學術的修身方面，尤其對知識分子的人格心態(tài)具有重大的影響。它們對儒家道德的建立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但同時由于科舉和官場的種種負面影響，使知識分子在領受了許多的挫折與煩惱之后，勢必會自覺不自覺地提出自己的質疑，并試圖突破對自我的困擾。

　　“今唱清涼歌，身心無垢樂如何。清涼，清涼，無上究竟真常。”

　　淡漠俗世，此是世人士大夫一條人格塑造必由之路。安貧樂道，窮而后工，才不外露，韜光埋名，甘于寂寞，種種品質，都是對沉湎官場和熱衷仕途的反動。歷史風范，就是潔然高蹈，維護人格尊嚴，鑄成文化風骨，修養(yǎng)浩然正氣。學術上要質任自然，涵養(yǎng)性情以淡泊，如孔門陋巷風雩之意，如孤松寒梅之傲霜雪，欲顯精神。

　　剖析弘一法師對明儒薛文清的推崇，實際上是對程朱理學的積極攝人，對韓惺忠烈的竭力表彰，朱子溫陵“過化”的俯仰，李卓吾像贊的“萬古崔巍”，題張人希先人的“承平雅頌”等，便可透視，他的立場褒貶，由儒人釋的人格心態(tài)，是趨向高尚的民德精神的。大道之失，求于人心，求之諸野，崇仰先賢，可使薪火相傳。

　　由儒人釋，形貌體格隨時可變，而精神千古不移。出世，有一些人消極了，迷失了自己，而勇猛精進者，自利利他。善變者，變其當所變者，體貌不同而精神自同，變其所不當變者者，缺失了精神，連體貌也不復存在。

　　佛學的特質之一：具有很強的調和性。通過變易來突破儒學人世利祿對自我的困擾，佛學濃厚的清淡色彩，無我有我，有我無我，空而不空，不空而空，調和，妥協(xié)，依從，吸取，融合，以至發(fā)展。調和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佛學突顯了更強的適應能力。標榜方便之門，借以調和思想，《周易》的“元、亨、利、貞”四德，配合成佛的“常、樂、我、凈”四德，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常，延伸到佛家五戒。中庸之道成了不執(zhí)著的佛門，應無所住不即不離中間狀態(tài)。

　　中國歷史上，儒學、道學、佛學的發(fā)展，黃永年先生有個比喻，“進口貨戰(zhàn)勝了土產(chǎn)”，[7]也可以這么說，是進口貨變易成了土產(chǎn)。

　　歷史遞進的過程，當功名利祿和是非成敗是儒學的實際追求，功利就與道德脫離了。佛學的無常無我，給不愿同流合污者，提供了解脫之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君學既然言行分家了，事業(yè)不同了，精神空洞了，面目偽善了，救國振民虛設了，忠孝節(jié)義糊涂了，修身養(yǎng)性腐化了。那么，文化上民學精神，更多地轉向了無為的道玄，色空的釋佛。

　　“青山依然在，幾度夕陽紅”。

　　三、躬行學問修養(yǎng)的攝入與圓融

　　民學之道沒有君學文章的空泛。真誠、真情、真相、真知、真心，實話、實況、實情、實據(jù)、實際、實踐、實事求是，總歸求一個“真實”，奉為道之根本。根本不需要，也沒有必要，隨機會，因形勢而改頭換面。君學就不同了，為了權勢，假、大、空、驕，為了權術，奸、詐、騙、取，為了經(jīng)營，時髦諂媚。

　　中國民學秉承可貴的真實精神，注重實踐，先立德后立言，經(jīng)歷史變遷，始終一貫，千古不易。中國傳統(tǒng)文化，作用于民眾的道德觀，始終堅持的信條，少空泛的理論，忌談玄說妙，“先器識而后文藝”，主張?zhí)ぬ崒嵉淖鋈俗鍪�，浮夸急躁，急于求成，言行不一，終不長遠。哲學上儒釋道三家學問有別，而對立德立行，儒佛統(tǒng)一，相互攝人，互補圓融無礙。

　　德養(yǎng)學問，是問心而得來的。道是德的核心，“三代圣賢文章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朱子語類》）民學之道裨益于世道人心，是因為有這幾方面特色：

　　其一，以學養(yǎng)德，以慈養(yǎng)德，完善自我，豐富人生；以學習和博愛作為德學的出發(fā)點。

　　其次，以忍養(yǎng)情，以舍為得，諸惡莫做，諸善奉行，以此品行作為準則，作為進取德學的途徑。

　　其三，以儉勵志，以靜人道，以簡為美，以和為貴，自覺覺人，自利利他。以此作為德學深入，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貫通，作為達到升華思想的基礎。

　　禮失，求諸野；道失，求諸野。中國文化的諸子百家，一牽扯到朝廷利益，有用的馬上變臉成為“君學”，為了需要，“冷門”很快炒作成“熱門”。為了迎合，虛偽造假，為了權益，掛羊頭賣狗肉。近代社會物質文明的迅猛發(fā)展，欲發(fā)存在人性弱點與精神失落的問題，如黃賓虹先生所云：“況乎工商競爭，流為投機事業(yè)，贏輸瞬息，尤其引起人欲之奢望，影響不平和之氣象。故有心世道者，咸欲扶偏救弊……”[8]

　　“名利聲色順情境界，盡看作毒藥毒箭。”

　　弘一法師著力于學問修養(yǎng)的攝人與圓融，就是為了救衰振弊，有利眾生。德養(yǎng)是需選擇的，態(tài)度是需清晰明朗的。民學精神是真實境界，決不曖昧，決不圓滑，決不我慢，決不流俗，不入真實境，何能鑄成大師的超方學問和千古品格？大師的立足點，崇尚古德，遠離官場和官僚，不因“權巧方便”而“慈悲順俗”。凡與道德背道而馳的，身惡之痛絕之。中華民族傳統(tǒng)的學問觀和德行觀，早對王權與官僚相當排斥，只有高深的學問，才受人尊敬，崇高的道德典范、，最能“能夠震撼人心。”（康德語）

　　單憑智力和外在語言有些膚淺，排場的炫耀多是朝廷的文化，君德看重戰(zhàn)利品，民德追求人格升華，“有如光風霽月”。1937年談虛法師請弘一法師往青島湛山講律，弘一法師約法三章：“一、不為人師，二、不開歡迎會，三、不登報吹噓。”乃許之。韜光養(yǎng)晦，高標高致，一生如一。青島沉市長設齋請弘一法師，大師以“為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偈拒之，不赴俗筵，高風曠世。

　　當然，學問修養(yǎng)方面，至善致美是不可能的。每個時期的文化藝術，都會以相對的哲學作為背景，德學更不例外。因為“哲學之物雖空泛，然當社會起大變動時，必響應而做根本變動。”[9]宋明理學的儒表佛里，弘一法師攝人了新舊儒學的釋儒合一的論述，圓融成德學的智見卓識。

　　宋代以后的理學家，對待學問修養(yǎng)，無不從誠意、正心、修身做起，發(fā)展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與佛學“不為自己求安樂，但愿眾生得離苦。”異曲同工，都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弘一法師看出了，宋代理學比唐代禪宗的自修自得，有更多的進步。“開示眾生見正道，猶如凈眼觀明珠。”悲智相應，啟發(fā)信心，佛學對宋明理學的攝入圓融，使德學兼善了儒釋的優(yōu)點和長處。目標從個人身上轉移了，出家不僅要完成自我的超度，不是只做平常的和尚，一般的禪學家，攝人儒家客觀的格物致知代替禪的主觀的心理，去明辨事物的真?zhèn)�，去使社會百姓都明理受教育�?ldquo;超度個人，不是最終目的，要以個人為出發(fā)點，做到超度社會。這個目標的轉變，更進步更偉大了。”[10]道尚貫通，學貴根底，用長舍短，方成大器。歷代大師能卓然自立，全憑超方見地和蓋世文章立德立言，所以千古景仰，久不磨滅。

　　圓融無礙，當了解了天生萬物，沒有絕對的方或圓，也沒有絕對的整齊，就能智慧地分別人的利鈍，學的分歧。不齊之齊，齊而不齊，理學的“儒表佛里”，明蕅益大師的“熔儒人釋”，把先賢大德的猛切心、殷重心、深廣心、推而廣之，“德育，天下萬物皆歸我春風和氣之中。情養(yǎng)，乖戾妖孽皆消滅于光天化日之下。”牢固了弘一法師的德學思想。圓融的結果讓眾生即明了也易懂，止惡行善從小事做起，“大師在佛門倡導攝入的，更多又采用了‘通俗儒學”\’。[11]，格言，集句，是容易接受的。儒學的現(xiàn)在，佛學的過去和未來，弘法利生，都在日常生活，都在顯而易見的民學之道，因為民學精神本身就反對義理深奧的宏論，多是平易近人的語言，引導人們的是“人于真實境，照以智慧光。”

　　中國歷史上，佛學的發(fā)展，是在儒家和道玄之后。由于自身發(fā)展過程中對儒道的融攝，這種改進，使佛學在唐代蔚然昌明。近代，用宋代理學來充實佛學，弘一法師的德學充滿了圓融的智慧。

　　“往日本不生，今日亦未死”。

　　四、圓滿宇宙人生的寧靜簡易之道

　　在中國哲學里，德與道是相隨不分，最高境界是圓滿的宇宙和人生。不朽之業(yè)，往往不在廊廟，而在山林。所說的大道求諸野，就因為道無所不在，只要我們能面之所對，行之所達。

　　弘一法師德學的民學精神，充滿了寧靜的特質，動中求靜，雖動猶靜，合于自然，合于天道，是中華民族的精神的覺，晤。

　　“意遠在能靜”，“山川之氣主靜”。心靜是德養(yǎng)和學問的良好心理狀態(tài)。好動則頻生欲望，欲望迷失則使人昏沉。弘一法師深諳“寡欲故靜，有主則虛。”“不為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為外物所實之謂虛。”“敬守此心則心定，斂抑其氣則氣平。”（《格言別錄》）處理好動靜之間的關系，能存養(yǎng)立德，認識它，十分有利于民生以靜養(yǎng)身，以虛養(yǎng)心，達到身心健康，心平氣和，健康延年的功能。進一步把“靜”提高到以德養(yǎng)身，就能平和寧靜地超然物外，用儒的仁愛，佛的慈悲存養(yǎng)天下萬物，造福于和諧社會。

　　靜心、虛心、斂氣，一點也不會限制人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而是避免人的過分膨脹浮躁。大師謙虛地說自己是“一錢不值”，“一事無成”的“二一老人”，正足見具有涵蓋宇宙的容量。要改變世道人心，才是最大的惠及天下百姓，可以芳澤萬世。所以，做人“宜靜默，宜從容，宜謹嚴，宜儉約。”圓滿的宇宙人生修心養(yǎng)性之法，可以從一個“靜”字開始。

　　做學問和修德行，那部分重精神、重內美，自由自得，自在自然，內蘊真實，通俗普遍，立足宇宙，關照人生的道理，不管形而上或形而下的，超越物質文明，無“靜”不在，心靜可通神明，心明可察萬物，心正可獲良知。

　　道由靜生，要體會悟道，最主要是心靜。“故言為學者，必貴乎靜，非靜無以成學。國家培養(yǎng)人才，士氣尤宜靜不宜動。”[12]神舒、體靜、修身心，心靜下來了，雜念就少了，“念頭不起為靜，身中無物為虛”，歷代大儒講內明功夫，知、止、定、靜、安、慮、得。“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大學》）宋明理學的朱熹提出“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無動無靜就是太極，太極是萬事萬物的根源。王陽明的心學說“無欲故靜，是靜亦定”，佛學強調“戒、定、慧”，“欲除煩惱先無我”。還是以“心靜”為核心。

　　安靜與安定是調整身心的智慧，生活里，如坐禪需靜以中空，以禪定來調身、調息、調心。

　　練瑜伽要靜坐調息，杜絕一切外界印象，禪定時連內心的活動也需靜止。

　　練太極拳要心靜體松，沉著松靜，專注一方，用意不用力，動靜合一。

　　中國書畫“畫得靜字訣，此妙品也，……‘靜\’字則用筆用墨之時，不可有矜心作意，亦不可有草率敷衍之意。”[13]用力都在靜以收心。

　　日月山川主靜，靜給人以快樂，給環(huán)境以休養(yǎng)，消彌躁動妄進之氣，符合陰陽，靜才是自然之道。弘一法師每到一處，居所皆取安靜，不無道理。大師一生認真、徹底，做什么象什么、安靜地遠離時風主流，安靜地觀道。大師文藝是先驅，卻沒有卷入“西風東漸”，出家精嚴持律，也沒有追隨佛學“革命復興”。面對的社會主流的心理態(tài)度，審慎而獨立，與當時堅守本土文化立場的國畫大師黃賓虹相似，畢生追求“內美靜中參”和“虛靜致遠”，來規(guī)避社會的喧囂，遠離學術主流而處于畫壇、金石考據(jù)和國學的邊緣。出家與在家，兩人同樣在空曠清寂的空間里，最高限度地獲取“人格的獨立和心靈的自由、開放。”[14]

　　民學觸手可及的平常精神，這種賦于早期儒家的“為己”的致遠色彩，也從另一方面呈現(xiàn)為，融通了從出世到人世，消解了古典與現(xiàn)代，維護了為人的高標而珍重生命的文化意蘊。

　　大師于1929年8月在溫州慶福寺作《清涼歌》五首，在《觀心》里，強調了學問的由博返約、由繁人簡的大化道理。“世間學問義理淺，頭緒多似易而反難。出世學問義理深，線索一雖難而似易。”藝術給人的是短暫的小清涼，哲理給人的是持久的大清涼。

　　弘一法師自幼精研宋明理學，對陽明學的“天理日明，人欲日消”有潛心的修習并實踐。

　　“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王陽明）作為人生意識，攝儒融佛，覺無常無我，就參悟了佛學的寂靜涅槃大義。

　　“除煩就約，以崇簡易”（《后漢書。陸康傳》）簡易覺空，五蘊皆空，色空清凈，是宇宙人生的大智慧。

　　求解脫而棄煩惱，就要減少物欲，因為“道心”在人心之中，難免要受“人心”私欲的牽累和蒙蔽。去掉那些太雜亂的世間義理，太過糾纏的情欲、嗜欲、貪欲、名聞、利養(yǎng)之類，回歸清涼世界，“簡之又簡，無簡不繁”，在簡單、簡約，簡易上達精神的提升，更接近自然，藝術人生由此脫化，擺脫了束縛，雖簡易而內涵豐富，最終以天真平淡之心，領略“華枝春滿”的大化，“天心月圓”的永恒。這時，藝術上的“虛空粉碎”，更是人類面向無垠與永恒的呼喚，人生的“悲欣交集”，濃縮著無限的真誠和熱忱，升華為中華民族的生命意識和精神追求。

　　當今社會，關于“人”與“物”的關系，孰輕孰重，是重物質，輕精神？還是重精神，輕物質？也并非只在“君學”與“民學”這一歷史命題里。明年是弘一法師誕辰130周年紀念，學習大師德學里的民學精神，對現(xiàn)代社會物質文明的高度發(fā)展，“以人為本”和“利己利他”——這平常而平凡，易被世人淡忘而精神不予重視的課題，還是有重提與呼吁的必要。

　　參考文獻：

　　[1]余秋雨《文化苦旅》第202頁《廟宇》

　　[2]《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下冊第449頁《國畫之民學》

　　[3]陳國恩主編《中國古代德行新典》中國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4]《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下冊第451頁

　　[5]柯文輝《曠世凡夫弘一大傳》第149頁

　　[6]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心態(tài)》

　　[7]黃永年《佛教為什么能戰(zhàn)勝道教》見中華書局1988年8月第一版《佛教與中國文化》

　　[8]黃賓虹《論中國藝術之將來》見《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下冊第7頁

　　[9]黃永年《呂思勉文史四講》

　　[10]胡適《中國佛學史》第93頁

　　[11]《弘一大師紀念文集》第132頁